|
“天地之辉光”、“道之文”，即“道心”，即神明、神理。《系辞上》云：“阴阳不测之谓神。”所谓神理，意即变化莫测的道理。此道为圣人所研讨，故而引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结论。圣人研讨神理的目的在于设教。所谓“道心惟微，神理设教。” 神理、圣人、设教，皆系于{易》象。“神理设教”是《文心》取象的根本目的。 “神理设教”这一思想，贯串整部{文心》自不待说，也是贯串所取卦象的基本内容的。《诏策》的取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诏策》：“《易》之《姤·象》；“后以施命告四方’。诰命劝民，若天下之有风矣。”《姤·象》：“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天下有风”是由《姤》的卦象来的。这里的卦象为上乾下巽，所以谓“天下有风”。这里取此象，说明《诰》、《命》这类文体，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的情形。《风骨》云：“《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天下有风”，喻化感天下之意。 《诏策》：“《易》称‘君子以制数度’”。《易·节·象》：“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君子用以制数度、议德行的是《节》。何谓“节”?“泽上有水”为“节”。《节》，作为卦名的解释很多：“节者俭也”[16]“泽上有水，容量有限，所以是节制。”[17]前者未从卦象说；后者虽从卦象解，但难以圆其说。《节》的卦象是上坎下兑，故称“泽上有水”。河水漫出，才谓“泽上有水”，至于漫出的“容量”，那是没有一定的。 到底“节”为何义?我以为泽里有水，泽上又有水，两水相合为“节”；“节”者信也。尚秉和说：“古剖竹，合以取信。故《说文》云，‘节，竹约也。’《序卦》云：‘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之用在合，故与离对文。又曰：‘节而信之’。是《序卦》即以节为符信也。凡卦名皆从象生，震为竹，而二至五正反震，两竹相合，则信成矣。[18]节为信，君子凭信制定数与度，凭信品评德行。《诏策》取{节》象，虽是为了说明古人“本经典以立名目”，但设教思想自存其中。 《诏策》还取有《离》、《震》、《涣》诸卦象，都贯注了设教思想。 除《原道》、《诏策》之外，《徵圣》取《夬》、《离》卦象，《宗经》取《蒙》象，《论说》取《兑》象，《事类》取《大畜》卦象，也都含有设教的目的。 象通神理，圣人作象，教由象生，文亦如此。 其三，象示通变。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系辞下》)爻，交也，道变动使阴阳交，等，群也，阴阳交而生群物，群物相杂之谓“文”。“文”乃道变运动阴阳的结果。刘勰取六爻阴阳相错之象，运用于文，加以发挥，敷成《通变》之说。 《通变》云；“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系辞上》云：“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象三才的内卦，由一爻至参(三)爻而终；数至五而极，因为天数只五(一、三、五、七、九)，地数也只五(二、四、六、八、十)。爻终、数极则必反初，故谓“参伍以变”，地数、天数表阴阳，阴阳相错，故谓“错综其数。”变、错之中有因有革：因则 通，革则变。所以刘勰称；“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可见，《通变》的思想源于《易》的爻变之象。 《通变》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系辞上》云：“日新之谓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下》云；“《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谓典要，唯变所适．”将《通变》与《系辞》对照看，无待分析，可知刘勰立论仍本于爻变之象。 卦三画，只有三才之象，卦六画，始成爻。即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系辞下))爻为交。初爻与四爻交，二与五交，三与上交。一奇一偶，一阴一阳，即所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说“变则通，通则久。” 《易》象这种通变思想，用之于文，则表现为继承和创新的辩证关系。 《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朋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唏阳而异品矣。”通变，即常变；常中求变，变中存常，常变互用。按《通变》的意思，常指文之体，变指文之数。体，不仅是指“诗；赋、书、记”这些文章体裁之名，更重要的是指这些文章赖以立体之理。这个体的内涵；即《宗经》的“六义”；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六义”是一个整体，象一个人的“神明”、“骨髓”、“肌肤”(《附会》)。这是讲作文的总体原则需要继承。数，不仅指字法，句法、章法，更重要的是指用事创意之法。所谓“文辞气力，”“文辞”是形式因素，“气力”是内容因素。“气”，对于盲来说，内涵虽然复杂，但一个基本的方面则是指事理。“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孟子·公孙》)“义”为正义之事，道即理。文章的“气力”，正是由事理所构成。由此可知，继承的是刘勰所总结和提倡的创作原则，创新的是事理与语言等等。 《通变》的思想，表达了文学发展的规律。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是在人类文化的土壤中，首先是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耕耘播种、开花结实的。文学的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前提，创新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