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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十人团 ◎杨早 5月7日，火烧赵家楼事件的第三天，北京市面上到处散发着一张油印传单。传单的末尾附着三条要求：(一)看后送人，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二)能翻印遍送更好；(三)请报馆多多登载。 仿佛是响应这种号召，《京报》于5月8日，北京《益世报》于5月9日分别登载了传单内容，这份传单又出现在天津《益世报》的版面上，《益世报》编者称传单内容“颇简单易行，特为转录”。 这份传单主张些什么？第一段为读者描述了一幅惨景：“国要亡了，仇人的军队警察就要来了，他们数十万数百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人民都欢天喜地的到我们国里来住家享福了。我们的房屋任他住，我们生人死人养猫养狗都要向他纳税，我们切菜裁纸都不能用刀，我们的姊妹妻女任他非礼，我们商店的货物任他取用，我们拉人力车的苦同胞就是跑着吐血也不想他的一个铜钱，奴隶，牛马，鱼肉，打杀病死。”你以为这些都是臆想么？传单上说，睁开眼睛望一望就明白了，“这一道黑漆漆万劫不复的地狱门，就在眼前了”！ 非救国不可，但国怎么救？传单的作者感于“国民从前对于外交发生激愤的时候，因为没有精密组织的团体，没有脚踏实地的办法，所以不久就消灭了”，于是提出了“救国十人团”的方法，具体是这样的： 每位国民寻找十个熟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组成十人团，推选一名代表。每人印一张名片，背面刊登九位团友姓名。团员责任分消极、积极两种。消极责任是“提倡国货，宁死不买仇人的货物”，有钱存在仇人银行的话，立即提出来，并不使用该银行纸币；积极责任是“提倡储蓄以为培养国力的基础”，团友每人每月须储蓄国币两角以上，积至一元，即送至非仇人的银行储蓄，条件成熟(十人团达十万团以上)便举行救国团代表大会，组织国民储蓄银行，组织国民实业总公司，以所有储蓄金作为股金。 这个方法的优点，确乎是简单易行，只需联络十位熟人，不买仇货，每月存两角钱即可。至于国民储蓄银行、国民实业总公司，那只是一种远景规划。虽然有些条款不免有群众暴力色彩，如“十人互相监督以人格或生命为担保(一人背约九人得自由处分之)”。从组织上说，正如天津十人团运动领袖分析的那样：“十人团之用意有二，团体小则纷争少，有精神则易办事，此其一也；政府压力甚大，动加干涉，故集会结社颇觉不便，惟十人之会议随时随地皆可举行。” 这个方案的首倡者，据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负责人张国焘说，是北京大学事务主任李辛白。李辛白平日在校发言较少，注重实行。此次据说是李辛白个人出资刊印十人团章程，委托同学散发。 十人团重视储蓄，也与北京学界的风气有关。当时各校都很注重学生储蓄，因为可以培养节俭的美德，以及积少成多地运用资财的习惯。北大的学生储蓄银行办得相当红火，借贷模式也已成型。5月10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学生储蓄银行通告，声明因暑期迫近，“保证放款一律停止，抵押放款仍可照旧办理”，另一方面，银行股东(主要是教师与学生)可以携带图章来领取红利。而在当时的“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学生储蓄甚至是一种校方强迫的行为(梁实秋《清华八年》)。 至于发往北京以外，学生救国会是一途，报刊转载是一途，连蔡元培在出京前夕，也友情客串，向外地访客推荐“可以试试看”。在这紧风密云的非常时期，星星之火，足以燎原。 最敏感的总是对手。日本公使小幡酉吉于5月8日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的报告，已经提及十人团“狂暴的言论”，并称“结果是7日、8日以来本地的正金银行支店发生每天挤兑二万余元的情况”。 正如五四时期的大多数运动一样，救国十人团的发源地在北京，最成气候却是在上海。上海人，尤其是商界的参与，加速了这一运动的完善，在出现了校役十人团、车夫十人团、伶界十人团、妓女十人团之后，“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宣告成立。到6月初，在联合会进行登记的十人团已达1300多个。 这时，运动出现了方式的分歧。有十人团发出了致著名的两家百货公司先施、永安的公开信，指责它们一面提倡国货，一面大卖日货，言行不一，希望两公司“以若干日为限，清理日货”，言辞虽不算激烈，在联合会的主事者看来，已经超越了“劝导”的范围——他们只同意团友之间的互相监督，对未参加十人团的各界人士，“除婉言劝导外，决不以信件相恫吓或武力相迫胁”。后世研究者分析，大概因为联合会的主事者大抵都是商人，更多从经营者的立场出发，不支持强迫的抵货。 运动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开去。天津、济南、宁波、长沙……各地都成立了少则一二百、多则四五百的十人团。而团友的责任，也在扩大的过程中发生变化：银行与公司股份的筹措，因为远景渺茫，很少有人提起；每月存两角银洋，对于济南、长沙等内地的下层民众与穷苦学生来说，也是不小的压力。于是各地因地制宜地修改章程，减少存款数(济南要求两天存一个铜元)，对于那些找不足十个人成团的参与者，天津允许他们先成立“独立团”，再在运动中结合成十人团。 后期十人团运动的中心聚焦在“抵制日货”上。虽然拥有这一明确的目标，在当时的经济形势下，普通民众很难做到上海联合会所期望的那样，“静默持久”地支持国货。有意思的是，在所有公开的传单或章程上，都没有“日本”或“日货”的字眼，而改用“仇货”、“某国”代替，显然，政治的压力也如影附形。 1919年底，这种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抵制/独立运动，在变幻与回缩中前行：“工读互助团”将参与者限制在更自律更激进的学生身上，而上海滩头新出现的小型工会组织，与众多社会教育团体，也许可以看作十人团运动的不同变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