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任何制度，日久必会生弊，故革弊和防弊都是必要的，而防弊尤重于革弊。国家考选人才，务在得贤，贤者为才德兼备之士，在考选的过程中，必须完全摆脱私情，不仅知举与评试卷的考官人人大公无私，也要防其偶发的私情，以减少举子的质疑。因此，首当选任贤臣为知举官，尽可能地先避嫌，例如翰林学士苏易简两任知贡举便是如此。《通考》卷三十载：“自端拱元年试进士罢，进士击鼓诉不公后，次年，苏易简知贡举，固请御试。是年（淳化三年）又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后遂为例。”（注：又《宋会要·选举》三之六更载云：“受诏即至贡院视事，不更至私第，以杜请托。”展示一种新作风。） 贡举是朝廷抡才大典，关系着成千上万之读书人的仕途，难免有人请托，易简奉诏后立即赴贡院，不回私第，就可避开了。淳化三年（992），诸道所贡来京师举子凡17000余人，参加省试，盛况空前，知贡举苏易简深感责任重大，立即做了明智的抉择，以后并形成惯例。而且从是年开始，殿试首先采用糊名考校，令考官在审评时不知为何人之考卷，则考校更为公平。《续长编》卷三十三载：“（淳化三年）三月戊戌，上御崇政殿复试合格进士。先是：胡旦、苏易简、王世则、梁颢、陈尧叟，皆以所试先进擢上第，由是士争习浮华，尚敏速，或一刻数诗，或一日十赋。将作监丞莆田陈靖上疏请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纳之。于是召三馆文学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优劣，以分等级。……会稽钱易时年十七，日未中，所试三题皆就，言者指其轻俊，特黜之。”这是殿试采用糊名考校之始，以后便一直延续下来。不过将文思敏速的钱易视为轻俊，而加黜落，或者为了要扭转书生浮华之习，而归向实学。太宗还诏刻印《礼记》中儒行篇赐给新科进士，谕以“更励精文采，无坠前功”。[3](卷155，《选举》一) 期勉之殷，亦可想见。自是年后，连续五年停止贡举，至真宗咸平元年（998）始恢复，特诏知举官的亲属另行考试，以防人言。自此连续三年召试，所取人数最多。至五年春的省试，贡举人集阙下者达14562人，吏部侍郎陈恕知贡举，得合格奏名的只有78人，当时省试尚未实行糊名考校，恕是洪州人，为了避乡嫌，江南举子多不被奏荐，因此颇招怨谤。（注：此段叙述参考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成文出版社影印本）卷二十八《祖宗科举取人》，《续长编》卷五十一，曹彦约《经幄管见》（四库全书本）卷四叶二引《三朝宝训》。王旦评论说：“大约持心平允，无所不可，何必于父母之邦故为不足耶？”） 所以到景德四年（1007）闰五月，龙图阁待制陈彭年上言：“请令有司详定考校进士诗赋杂文程式，降付礼部贡院遵行。”遂诏令彭年与待制戚纶，以及直史馆崔遵度、姜屿共同议定。遂制定考试进士新格，立即颁行。 礼部侍郎周起请求省试亦用糊名法，是年十二月省试即依施行，乃设封印院专掌之。其详情是：“将试进士，上问天下贡举人数。王旦曰：一万二（三）千余人，约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则当黜者不啻万人矣！典领之臣必须慎择。晁迥竞慎，当以委之。周起、王青（曾之讹）、陈彭年皆可参预。冯拯曰：封印卷首，若朝廷遣官主之，于理亦顺，尤须择素有操守之人。旦曰：滕元宴于士大夫间少交游。上曰：当以朱巽知举代周起，令起与元宴主封印。又召迥等谕之曰：取士之意惟务至公，使孤寒有艺皆得升擢，今别命官封印卷首，俟考定合格者，当遣官复考。”（注：见《经幄管见》卷三叶十九至二十，惟开头谓“景德二年”，颇不合，其他也有误字，特以《续长编》卷六十七所载改正之。） 省试也要糊名考校，虽试务繁重一些，然确是追求公平竞争的最好办法。凡封卷首及点检、详评、初考、复考官皆分别任命。大中祥符四年（1011），晁迥先后上详定礼部贡院条例及发解进士条例，颁下诸州，一切皆法制化。八年（1015）三月，以兵部侍郎赵安仁知贡举，开始采行誊录法，即是将每位举子的试卷全部誊一过，还要经特别增设的官员校对。其法是：“置誊录院，先令封弥官封卷，付吏录本，内侍二人监焉！命京官校对，用奉使印讫，复送封印院，始送知举考校。”[4] 编排官是先将卷首之乡贯状去掉，别以字号次第之，再送封弥官去誊抄校对，确定无误，盖上御书院印，即送考官考校。初考官定等毕，交封弥官封之，然后送复考官再定等，最后由编排官核其同异，如初复考官所定不同，即交参详官再考之，取其相近者为定。过程相当繁杂。其考第之制分五等，“学识优良、词理精绝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考校毕，取乡贯状字号合之，排定姓名及名次，并其试卷，奏闻于皇上。省试如此，殿试亦然。殿试后即唱名赐第。[3](卷155，P3610) 如此，确定是公平竞争。省试完毕后，真宗极欣慰地告谕宰相王旦说：“今岁举场似少谤议。”旦奏称：“条制该备，可守而行，至公无私，尽在于此。”真宗又说：“为国求人，无出此道，然程试之际，亦不可料。有大手笔偶不得意者，有素无称卓然特异者，信知一名一第，固非偶然。”[5](卷四叶一) 此言甚有见地，考试本来就是七分实力，三分运气。自贡举制度化以后，则诚如欧阳修所说的：“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代，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6] 人常有幸有不幸，是难以预知的。宋用科举取士已五十多年，处处防弊，逐步改革，乃制定贡举考校条例，不可能再改变。用以减少人为的偏私，追求至公的大道，这也是时代所要求的。到英宗治平三年（1166），诏“其令礼部三岁一贡举”，以后只有在考试的内容上有所改变，其他大原则始终未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