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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举选官与胥吏政治的发展 程念祺 一 中国在春秋战国之前，并不是一个官僚化的国家。西周实行的是领主制，统治者各治其民，只不过天子、诸侯用卿大夫为官，卿大夫又用家臣为官。然而，从春秋到战国，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村社共同体瓦解，独立的农户成为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再就是原来的领主，在不断地兼并战争中被消灭了。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不得不对社会实行从上至下的官僚控制。战国的时候，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已基本上官僚化了。官僚化控制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政治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对于做官的人来说，专门的政治知识已非常重要。战国时，各国君主都非常重视选拔那些具有专门政治知识的人做官。秦朝建立后，设了许多博士官，目的也在于用专门的政治知识来治国；始皇帝还下令“以吏为师”，更着眼于从政治知识方面培养和选拔做官的人才。汉代，学问和政治的关系密切，选拔官员越来越看重学问；朝廷设太学和郡国学，学生多被录用为官员。总而言之，政治既然已经官僚化了，就需要做官的人具备专门的政治知识。 汉代选官还非常看重个人品行；久而久之，到曹魏时就设立了制度，将人物分为九品。那时，一个人的人品，总是由他所在的地方来评价的。于是，评品人物的权力，最终操于地方世家大族之手，形成了所谓的“九品中正”制。自汉以来，对读书人做官并没有严格限制。实行“九品中正”，最终却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仕途上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紧随其后的，就是隋唐科举制的产生。这是中国的统治者在近千年官僚化统治之后，所创设的一种培养和选拔官僚的制度。近人论及科举取士的优点，最看重的就是它的公平，认为公平就能出人才。唐朝出了许多人才，据说都是因为科举制。这样一种意见，恐怕很有问题。汉代没有科举制，不也同样出了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吗？其实，科举制的好处，仅仅相对九品中正制而言，未必就是历史上最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 唐朝的科举，以明经和进士二科最为重要；但进士又重于明经。明经科的考试，当时分为“帖经”和“墨义”，都是要测试考生对经典文句是否熟记，而不在乎他们对经典微言大义的阐释。明经科考试，后来又增加了“时务策”一门，以考察考生是否有政治见解。进士一科，唐朝最初仅试“时务策”五条，后来又增加了帖经和杂文。杂文一门，最初要试多种文体，慢慢地就只作诗和赋了。科考重诗赋而轻经(帖经，墨义)、策，是当时重文学的风气使然。中唐以后，科考往往又加试“论”。“论”的对象，是经书和史书中的题目，跟“策”专门讨论“时务”不一样。这样的考试再公平，也不能测试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质。唐朝做官，还有门荫一途。在那些因门荫而做官的人看来，做官就该凭才干，而不应该凭文辞。这样的意见，虽然是出于一己之私，而且也非常自以为是，却切中了科举取士的要害。 至北宋王安石变法，才将明经等科都并入了进士科，取消了诗赋、帖经和墨义，而增加“经义”一门，与策、论并驾齐驱。所谓经义，就是以儒学经典中的某一句或几句，或某个段落为题，让考生阐发其中的义理，考察他们对儒学微言大义的理解力，以使他们能够思圣人所思，想圣人所想，讲出圣人的意思。这样的考试，大大地压抑了读书人的思想。好在宋朝热衷于“养士”，对读书人很优容，研究学问的风气因此得到鼓励。那时做学问的风气，是希望通过研究学问，来搞清楚治理天下的道理。所以，尽管有科考经义之流弊，但研究学问的风气对这种流弊还是有制约作用的。只不过做官的人是否因此增长了实际的政治才干，却不得而知。 由宋而元，儒学衰微。入明而后，科举虽受重视，却已失去了两宋那样的学问背景。明朝又重科举而轻学校，也就是重考试而轻学问，学生唯知记诵，而不是去思考和研究儒学义理。没有了学问背景，所有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都仅仅成为通向仕途的敲门砖。于是，一方面是士子们在科场上模仿着经典中的圣人语气，讲着圣人们已经讲过的道理；另一方面就是拼命地在文章和修辞技巧上下功夫。渐渐地，一种有关经义的“八股”文体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章形式，对人的思想更是一种极大的束缚；入清而未改。明末清初的顾炎武认为，八股文的害处就好像是秦始皇焚书；而它对于人才的败坏，则比秦始皇坑儒还要厉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