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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废止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关系到儒家文化的消退、精英政治的转换和传统社会的终结，甚至标志着东亚古代文明的衰弱。百年过后论科举，我们不仅要看到为兴学堂而废科举的历程和现象，还应探寻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用更为广阔的视野，站在东亚全局，或者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科举停废，便会看出一些仅仅从清末废科举本身观察不到的东西。尽管具有明显的局限和弊端，但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而科举停废是东西方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和历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应该永远被否定。 一、科举制为中华文明的产物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华文明产物，是在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先秦时期的贤能治国学说为科举制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便产生了“举贤才”的理念，儒家理论主张精英治国，《论语·子张》载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门师生主张贤能治国的理想。按照中国古代最通行的解释，“学”指学习，即受教育，“优”指优秀，“仕”即做官，也就是学习优秀者便去做官。反过来理解，就是做官要经过教育和学习，学业才能不优秀者则不应为官。这种读书做官论的标准在于学识之优劣，而不在于出身高贵与否。 《论语·卫灵公》还记有孔子另一句关于读书做官的名言：“学也，禄在其中矣。”一心向学、学业优秀就会有禄位官职。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以贤任官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王霸》还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为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的观点，则更是明确地提倡政权开放、社会阶层上下流动。中国传统社会奉儒学为经典，尊孔子为圣人，科举制正是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政治政府付诸侯实践的结果。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百家也有一些人提出过贤能治国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墨子的“尚贤”理论。在《墨子·尚贤》篇中，集中收集了他关于尊尚贤才的观点，如：“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在墨子看来，尚贤举人的标准不能依据一个人的血统和家庭背景，有才者可以从贫贱的下层进入社会上层成为政府官员，无才者则使其抑废为下层民众。从此观点出发，墨子提出了一个颇具民主色彩的“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种认为人人生而平等，依据才能高下作为社会定位的标准的观点，将贤能治国说直接明白地宣示出来，达到了尚贤思想的极致，为后来贤能治国理论付诸制度实践作了充分的舆论先导。[1]这些思想家关于贤能治国的学说，也有助于打破世袭贵族体制，他们主张人们生来具有为官或为民的各种可能，国君必须任用贤才来治理国家。这种贤能治国说或精英统治理论为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奠立了理论基础，也是科举制产生的思想文化根源。 正是因为有“举贤才”、“尚贤”和学优则仕的观念，从汉代开始，实行了察举制度的实践，并在考察推荐中逐渐加入了考试的因素。而为了防止选举人才中的弄虚作假，杜绝“人事因缘”和“属托之冀”，[2]考试在选士中的成分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科举制的出现。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举之后，经过发展和逐步完善，到宋代，科举制已成为一种“至公”的制度。在明代，人们甚至认为：“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3]而清代科举制度为保证考试公平、防止作弊，其复杂严密程度更是登峰造极，可以说没有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想象它的严密精巧，研究过科举制的人无法忘却它的严密精巧。 这种不分贫富贵贱的考试竞争制度，在16至19世纪来华的西方人看来十分神奇和先进，也被许多西方学者所肯定。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尽管有其缺陷，科举制对维护中国的统一和帮助它保持一个令人尊敬的文明水准，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4]日本学者原胜郎在20世纪初也认为：中国千余年来进行科举考试，历朝逐次加以改良，决非可以嗤笑之物。就通过公开考试广泛选拔人才而言，中国文明可以说远远领先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造就了中国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顶峰。[5]科举制是中华文明的产物，或者说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又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一书，在谈到中国的科举制时说：“这些官员是经由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的方法所选举出来的。这个方法柏拉图将会很感兴趣；虽然这个方法已经失败，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图一定会因为中国有这套办法而喜爱中国。就理论上来说，这个方法最能调和贵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机会，但只有那些适合作官的人才有机会作官。事实上，这个方法实施一千多年来，给中国带来许多好处。”[6]他还指出：“这个制度是有缺点的，凡由人类所构想和推行的政府机构有那个没有缺点呢？所以，这个制度的缺点是人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则比中国的还差呢！”[7] 科举制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据李约瑟夫妇和顾立雅的研究，科举制甚至可能还在十二、十三世纪传到阿拉伯世界，影响到中东医师职业考试制度的建立。[8]正是因为考试选才具有合理性和先进性，所以近代以后，欧美许多国家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录用制度。西方汉学家中一般都赞成科举西传说。例如，美国学者贾志扬在其《宋代科举》一书的中译本中指出：“宋代考试的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因为中国考试本身具有相当的世界史的意义。西方传统诸如民主、人权和自由的中心在欧洲和美国现时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确认。很少有人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另一个普遍特征——学校和考试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选择员工和区分地位中起关键作用——发源于中国，并非西方。拜耶稣会员和其他晚明和清朝的观察家之赐，‘精英政治'的中国模式为启蒙哲学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帮助铸造了现代西方社会。”[9] 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10]他也明确肯定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曾效仿中国的科举制。 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中国人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西学（西方思想学说），中国许多现代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基本上是由西向东的单向传播，而科举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是少有的反向传播的例外，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对世界影响的最突出的事例。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我认为，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科举制可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11] 对于否定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一大发明的怀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追问：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发明，除了科举，谁还能举出其他被西方或世界所广泛取法的制度？如果举得出，那我将感到很高兴并为我们民族的历史更加自豪，并很乐意改变自己的看法。举不出么？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些西方学者的说法：科举考试制度的发明，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