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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淡定看待科举及其产生的状元文化 文学作品中除了对科举高中状元的崇奉之外，也有部分讽刺之作。蒲松龄笔下被科考折腾得头脑发昏的王子安，曹雪芹《红楼梦》中反叛科考的宝玉，这些典型的小说形象，随着清末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新的价值体系形成，得以彰显。科举之弊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发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当我们见到“科举”二字之时，都会联想到旧文化、“八股文”、教条、死板等字眼，然而，细细琢磨，又不禁生出这样的疑问：如此“劣迹斑斑”的科举，为什么还可以在古代存在千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古代的科考？ 胡适先生的一段话颇具启发意义：经过科举制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科举制度的精髓在于——向社会开放选拔人才进入治理阶层，对于中央专制政治有所制衡和调整，以实现儒家举贤任能的政治理想。因此，朱元璋曾明确要求“科举取士，务得全材”，最终是要“任官唯能”以“成于治道”，以后明代一直都要求“科举所以求贤”。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淡定看待科举制度及其产生的状元文化，且不论考试内容单一造成人才培养难以满足社会的全面要求，光是层层进阶的进士取舍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挥霍。三年一考，状元之数何其少！沧海遗珠，势必有之，朱元璋就曾对礼部官员说会试下第举人很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他们“本有学问”，而为文之际记忆偏差以致谬误，或者有考官“昏倦”而未能“详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科举制度背后隐含着巨大的人才浪费，对状元的追捧，更是一种对人才浪费的附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