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中国的书院文化，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私人讲学。儒家创始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私人教师，开了私人办学之风。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提倡“有教无类”，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一说指六经）为教学内容，方法则灵活多样，尤以启发式为主。他自称“述而不作”，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创立了儒学。弟子有三千之多，其中大贤七十二人。孔子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未建立书院制度，他是在自己家开门教学的。此外，他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游说，所到之处，都有学生跟随，随时都进行教学。战国时期，孟子等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教学的，其规模则越来越大。 春秋战国时期的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团体，有他们的组织，但是，也还不能称之为书院。他们以墨子之说为经典，以实践活动实现其主张，主要参与社会活动，很少有专门的教学活动。 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焚书坑儒”，除了《周易》和专门的技术如种树之书，禁止儒家经典在民间流传。秦朝的教育，实行法家韩非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由各级官吏直接掌握教育，教育直接为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服务，教育失去了独立性，也放弃了文化学习。 “汉承秦制”。政治体制沿袭了秦制，但是，儒学的命运却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汉初推行的“黄老之术”和“休养生息”之后，汉武帝终于接受了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传》，《汉书》，P2523，中华书局，1983，）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儒学开始变成了官方意识形态，为汉王朝的“大统一”服务。与此相应，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同上书，P2512）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五经指易、春秋、诗、书、礼，博士是官职，不是学位，教授经典的是经师）。太学是官学，相当于国立大学，不同于私学。但是，在传授经典的过程中，形成以经师为首的“家学”，此“家”字是指专门之家即专家，不是家庭之“家”。他们有严格的师承关系，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太学生也能对政治发生影响。东汉末年，发生“党锢”，有些“清流”受到迫害，曾发生过太学生集体请愿之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魏晋时期，太学依然存在，但学术风气发生了变化，出现了玄学，“大畅玄风”，也就是“清谈”之风，道家学说（冯友兰先生称之为“新道家”）得到发展。很多“名士”聚集在一起，谈玄论道，以谈资清雅相标榜。但是，还不能称之为书院。 书院开始于唐代。隋唐时期实行科举制，改变了汉代的“征辟”、“乡举里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通过考试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才，书院也就应运而生。但唐朝的书院还是初创，在其发展演变中产生了两种功能。一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而唐朝的考试以词赋为主，即注重于文章诗词；二是一部分文人学士在山林之间筑起书屋，作读书休闲之用。这些地方经常是一家或少数人相聚，读书论道、修身养性，此即早期书院。比如后经朱子修复而成的白鹿洞书院，其前身就是唐朝李渤兄弟隐居读书之处，因养一白鹿而得名。 书院兴盛于宋代，其规模、性质与功能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理学即新儒学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北宋初，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涌现出一批儒家学者、思想家，他们以儒家经典教授于各地，随之便出现了很多书院。政治改革家范仲淹从政时，便设置学官，胡瑗等人则以“明经”、“政用”设科讲学。与此同时，“宋初三先生”中的孙复、石介，亦开科讲学。随着儒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讲学之风大兴。到北宋中期，理学正式形成，以地域为名称的学派也先后建立，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苏轼父子的“蜀学”，相互响应。与此相适应的书院也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些书院，以讲授儒家经典为宗旨，与佛教寺院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复兴儒学的重要阵地。 到了南宋，朱子在福建建立了儒学体系，称为“闽学”。从二程“洛学”到朱子“闽学”，经历了四代传授过程，其间都有书院相随。而朱子所到之处，则以建书院为首要任务。著名的武夷精舍（建于1183年，明代改名武夷书院，清康熙题字“学达性天”）、沧州精舍（建于1192年，初名竹林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清康熙题“大儒世泽”匾额），就是朱子亲自所建。著名的白鹿洞书院（1179年）和岳麓书院（1194年）则是由朱子重修而成。至于朱子读书、讲学或题字、题词的书院就更多了，仅武夷山，由于朱子生活、学习、讲学、著述的时间最长，据统计，宋明以降，书院遗址就有45处之多（据苏德政：《朱熹与武夷精舍》，载《朱子文化》2008年第4期），被称为“道南理窟”。朱子不仅是“集大成”的思想家，而且是对书院发展有巨大贡献的教育家。明代以后，书院继续发展，王阳明和朱子一样，非常重视书院的创建和建设，所到之处，都有书院相伴。清代以后，书院遍布全国各地，连最边远的地区如西北，只要有学子读书的地方，差不多都有书院。 总之，宋明以后，是书院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的教育文化最发达的时期。虽然，元代以后，特别是清代以后，书院以科举取士为目的，以四书五经，特别是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考试标准，但是，教育的普及程度有很大提高。有些书院，由于影响巨大，受到朝廷的重视，由皇帝加以“钦定”，并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但书院的建制和教学仍按自己的学规办事，因此，基本上仍属私立大学或学校。 二、 书院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推动中国古代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宋代以后，书院已不是国家教育事业的辅助性机构，而是中国教育发展的主流。书院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书院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书院不同于官学，它是由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主持的教育机构，相当于后来的私立大学。书院有一套教育理念和组织机构，有教育方针和方法，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旁及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书院不分科系，是一种通才教育，但以人文教育为根本理念。所谓人文教育，就是使人成为人，进而言之，是使人成为君子、贤人并以圣人为最高目的。说到底，是一种德性教育，即不是以获取具体知识为目的，而是以提高德性、实现理想人格为目的，以修身养性的实践教育为根本途径，其方法则自由灵活而又多样，如读书、问答、讲论、辩论等等都是主要方法，最后则归结为实践。这与后来的注入式教育和程式化的应试教育完全不同。（清代出现的八股文，则变成了程式化教育，这是一种流变）。 在众多书院中，朱子为白鹿洞书院所写的“揭示”即学规，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书院的性质、宗旨和教学方针、方法及目的。此后，许多书院仿照此学规以为学规，就不是偶然的了。此“揭示”即学规设有“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此学规只有五条，短短几百个字，却将书院的性质、宗旨、方针、目的、内容、方法讲得十分清楚。其中，“五教之目”即“五伦”，是德性伦理，以人性为基础；“为学之要”是学习方法，归结到笃行；“修身之要”是自我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处事”与“接物”之要，则是儒学的核心价值仁与义的具体体现。朱子特别指出，书院的根本目的，是“讲明理义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文集》卷74，P16-17，四部备要本）这就是说，书院是以培养教育人“理义养心”（《谕诸生》，同上书P2）、“成己成人”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求取功名利禄为目的。这是书院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与“读书做官”、“读书求利”的工具教育有根本区别。为此，朱子对当时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朝廷以文词取士，而士人以干禄为目的，丧失了教育的功能。“国朝官材取士之法，进士而已，虽间设科目如所谓贤良方正、博学宏词者，特以疑文隐义固于所不知，……甚者至于不复读书也。进士之得人已疏阔矣。”（《策问》，同上书，P9）结果是，既无可教之人，又无能教之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