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禁而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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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经过多年的战乱，各地的学校和书院多遭到破坏。清朝定鼎中原，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重儒尊道的文教政策，逐步地恢复了各地的官学体系。但是，对于重要的文教设施书院却并未提倡恢复。随着中原和江南一带战事的平息，一些士子试图恢复本地的书院。但是，鉴于明末书院活跃，学术自由，许多士大夫借兴办书院聚党讲学、清议朝政、裁量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朝政的教训，清朝统治者对此并不予以支持。特别是江南地区系明末讲学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也是抵抗清兵南下最顽强的地区，清朝统治者尚心有余悸，他们担心书院的活动会使复明反满思想滋漫，顺治九年便以圣谕的名义禁止建立书院。圣谕云：“各提学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党徒，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空谈废业”。这是清政府第一个书院禁令。不仅禁止书院，而且还要求对各地官学生员严加管束，不许出现类似书院中的那些现象。因此，同年又颁布条教，刻于石碑，立于各地官员的明伦堂前。《条教》的第六条规定：“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第八条规定：“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但是禁令虽有，却禁而不严，亦未发现有人因办书院而受到处罚的记载，似乎有一些未被毁坏的明代书院仍然继续下来。也就是在顺治九年，湖南有悠久历史的岳麓书院经巡抚彭禹峰聘任主持人仍然继续存在，亦未受到处罚。彭禹峰将同年颁布的被称为“卧碑”的《条教》八条刻石立于岳麓书院，并聘攸县生员刘自烶主持书院。顺治十四年（1657）湖南巡抚袁廓宇请求恢复历史悠久的衡阳石鼓书院，居然得到朝廷的批准。他聘常宁县生员王祚隆为山长。因为清政府对书院的禁令意在禁止立盟结社，如果禁止未立盟结社的书院很显然与其标榜的重儒尊道的精神相左。石鼓书院复开后，攸县、常宁县的书院也相继复办，这大概与岳麓书院的主持是攸县人、石鼓书院的山长是常宁人有关。湖南其他地方同时恢复书院的还有澧州直隶州的延光书院、永州直隶州的濂溪书院等。有一些地方的书院不以书院为名，而以先贤祠为名，亦未受到禁止，如周敦颐祠、张载祠、二程祠、邵雍祠、朱熹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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