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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历史影响 孔子是世界公认的杰出思想家和教育家，他首创私学，实行“有教无类”，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文化学术的下移。他强调教育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提高了教育的地位。他提倡“学而优则仕”，为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建立作了舆论先导。他从事古代典籍的继承和整理，奠定了后世儒家经学教育体系的基础。他的诲人不倦的为师风范，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他实施了许多好的教育方法，总结出许多精辟的教育原则，如启发式教学、因材施教、学思并重、立志力行、推己及人、勇于改过等，都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且行之有效的。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教育遗产。 2. 郡国学与鸿都门学 1）郡国学 郡国学是地方官学的最主要形式。汉朝郡国学始创于公元前141年的蜀郡，后汉武帝下令各郡国仿效，至此各地郡国学兴起，至东汉时至为繁荣。郡国学办学目的有二：一是培养本郡的属吏，同时向朝廷推荐优秀学生。二是通过学校定期举行的“乡饮酒”、“乡射”等传统的行礼活动，向社会推行普遍的教化。 2）鸿都门学 鸿都门学创办于公元178年，因校址位于洛阳的鸿都门而得名。其性质属于一种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校。规模曾发展至千人以上。鸿都门学为宦官集团力促创办，学生由地方或三公举荐，学校以尺牍、辞赋、字画为主要教学和研究内容，毕业后多封高官，因此受官僚集团抨击。鸿都门学虽在政治上代表宦官集团利益，但在教育上有独特价值。一是打破了独尊儒学的教育传统，以社会生活需要的诗赋书画为教育内容，是教育的一大变革。二是作为一种专门学校，其创立了办学的新模式，为后代专门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经验。三是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艺术专门学校。 3. 魏晋南北朝官学的变革 这一时期的官学时兴时废，但在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和学校类型上出现了变革，使其成为教育上继汉开唐的新时代。 1）西晋的国子学 西晋在太学之外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国子学于公元276年由晋武帝下令设立，278年确立学官制度。国子学规定官五品以上的子弟才能入学。国子学的设立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其设立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后因晋战乱，国学名实俱亡。 2）南朝宋的“四馆”与总明观 四馆：南朝宋元嘉时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官学教育出现了暂时的繁荣。438年，宋文帝下令设立儒学馆、玄学馆、史学馆和文学馆等四馆，各就其专业招收学生进行教学和研究。玄学、史学、文学与儒学并列，是为学制上的一大改革，反映了当时思想文化的实际变化。 总明观：470年，宋明帝因国学废止，下令设立总明观，又称东观。置祭酒，设儒、道、文、史四科。每科学士10人。总明观至485年因国学兴建而废止。总明观不是纯粹的教学机构，而是藏书、研究和教学三位一体的机构。总明观以结构完备的领导机构统领四科，比四馆在管理上更为完善，使四个单科性质的大学发展成为多科性大学中实行分科教授的制度。 4. 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1）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 中央成立了国子监专门负责管理教育事业，并形成了两种教育管理模式。模式之一是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祭酒负责，地方官学由地方官长史领导。模式之二是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以统一管理为主。中央设有国子监统一管理教育事业。另一方面又将一些专科性的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等划归到各个对口的部门中去，由各专职行政部门领导，突出了各个专科性学校的专业特点，有利于专业教育的实施。这两种教育管理模式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效的。 2）形成一系列教学管理制度 从入学到毕业，在入学标准，教学内容，考试制度，升级制度，放假制度等都有合理而严格的制度化规定，完善了学校制度，为其后我国学校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增添教育内容，扩大知识范围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有关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种类型的专科学校为学生开设了较为宽广的专业课程，大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总的来说，学校的主要学习内容仍是儒家经典，以传授儒经为职责的各级学校仍然是封建教育的主体，但是也开始扩展了学习经典的范围。 4)教育的等级性明显 唐朝政府明文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招生的身份标准，将教育的等级性以法令的形式加以制度化。教育的等级性和阶级性得到了强化。 5)学校类型的多样化 既有以儒经为教学内容的传统学校，也有以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传授专业知识为主的专科性学校。唐朝还在一些行政部门中附设了训练机构，或采取设置博士助教的做法，来培养有关的专业人才。以经学为主、专科性学校为辅的隋唐教育体系，学校类型之多、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远胜于前代。 6)学校的分布面较广 就教育的普及程度而言，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教育的普及程度较高，学校的覆盖面较广，这是以前任何朝代难以比拟的。唐朝中央有中央官学，地方有州县学，甚至在乡、里这样的基层组织也鼓励人们创办学校，还有无数的私学和家学，共同担负着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的重任。唐朝根据各个州县面积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明确规定了各个州县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人数，这使学校的分布有了制度上的规定和保证。 7)重视医学教育 唐朝重视医学教育，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医学校，负责招收学生，研究医术，解除人们的疾病痛苦。政府还派遣医学生外出进行巡回医疗，在地方上设置医学校，这是唐朝教育的重要特点，一方面反映了唐朝医学教育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医学发展的水平，说明唐朝已经具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和较高的医疗技术，具备了普遍设置医学校的条件。这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8)教育、研究和行政机构三者合为一体 唐朝诸多的教育机构或行政机构都承担着多重任务和职能。如弘文馆和崇文馆一方面担负着整理图书、详正图籍的任务；另一方面还招收生徒，进行教育活动。太医署、司天台、太卜署、太乐署等则兼有行政机构、研究机构和学校的性质。这些多重的任务使这些机构既是一个行政机构，又是一个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一面进行专业研究，一面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教育和研究的任务成为行政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行政机构中派生出了教育和研究的功能，这是唐朝教育的一大特色。 6. 学校沦为科举附庸、积分法、“五等黜法”、“监生历事”、社学。 1）学校沦为科举附庸 随着科举的规模扩大、日益频繁和重要，以及科举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日益成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同时明朝以进入学校作为科举的必由之路，因此，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同时因为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使得教育也以儒家经典为主，教育内容固定，僵化。这些都使得当时的学校教育日益教条化，不求实学，在思想上成为科举附庸。 2）积分法 “积分法”是累积计算学生全年学业成绩的方法。它始行于宋朝太学，至元朝国子学趋于完善。明清继承和发展了该方法。基本规则是每月考试一次，每次考试上等的为一分，中等的为半分，年积分八分者为及格，可与出身，或者升级。不到八分者继续学习。成绩优异的生员，只要达到积分标准，也可以不受学习年限的制约。由于“积分法”注重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故具有督促学生于时认真学习的积极作用。 3）六等黜陟法 清朝时期实行的地方官学生员定级考试制度，有相应的奖罚措施，即六等黜陟法。学生考试成绩被分为六等，一等补廪膳生，二等补增广生，三等无奖无罚，四等罚责，五等降级，六等除名。其基本特点是对生员进行动态管理，其等级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学业成绩升降，将其等级与学业成绩紧密挂钩，有助于调动其学习积极性，提高学校教育质量。该制度是在明朝“六等试诸生优劣”方法基础上发展完善而来的，是清朝在地方官学管理上的一个重要创新。 4）监生历事 明朝国子监监生的实习制度。始于洪武五年（1373年）。历事制度规定国子监生学习到一定年限，分拨于在京各衙门，历练事务，称为历事监生。除分拨在京诸司办事外，历事监生也被派到州、县，清理粮田，或督修水利。历事后进行考核，上等送吏部附选，仍令历事，遇有缺官，挨次取用；中第的再令历练；下等才力不及的，则送还国子监读书；不合格奸懒的发充下吏。洪武初年，因各衙门官吏缺乏，监生历事制度既可补充人手，又可使监生有实习的机会，故得以推行。可被视为中国古代大学的教学实习制度。后来监生日多，历事又复冗滥，出路极为困难，该制度失去积极意义。至英宗正统三年（1483年）遂废。后清朝初年又曾实行过一段时间。 5）社学 元、明、清三代的一种设在城镇和乡村地区，以民间子弟为教育对象的地方官学。元制五十家为一社，每社设学校一所，择通晓经书者为教师，农闲时令子弟入学，读《孝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明代地方普遍设立“社学”，民间十五岁以下的幼童可入学就读，学习冠、婚、丧、祭之礼及经史历算，并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清代各直省的州、府、县都设立“社学”，每乡一所，社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补。 7. 对理学教育思想的批判 17－18世纪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他们对官方传统的理学教育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教育见解与主张。 他们针对理学教育注重儒家经典，压抑人性，空谈义理，呆板教条的教学方式，提出了以下具有先进性的主张，对其进行了强烈批判: 1）批判理学教育理论。启蒙思想家批判了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教育哲学，主张理欲不可分离，天理寓于人欲之中，强调教育应顺应自然人的本能要求，促进人的个性发展； 2）主张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在教育目的上，启蒙思想家强调培养具有挽救民族危亡和治理社会能力的治术人才，反对空谈心性、侈谈伦理的所谓"学力圣人"； 3）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和技艺的学习； 4）提倡“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反对理学家“主静”、“读书穷理”的治学方法； 5）主张扩大学校的职权，把学校办成评议国事、衡定是非的议政机关，充分发挥学校限制君权、发扬民主的作用。 8. 黄宗羲的“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承揽政府机构的某些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在学校中由大家共同来议论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因为学校议政，可以使上至朝廷命官，下至里巷平民，逐渐养成普遍议政的社会风气，而不再以天子的是非为标准，这样天子也就不敢“自为非是”。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黄宗羲主张将寺观庵堂改为书院和小学，实现在全国城乡人人都能受教育，人人都能尽其才的理想，而且还强调学校必须将讲学与议政紧密结合，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9. 颜元与漳南书院 颜元是清初批判理学教育，提倡实学教育的主要人物。62岁时，受邀主持河北漳南书院，颜元亲自规划书院 规模，制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的办学宗旨，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书斋。后因漳水泛溢，淹没院舍，未及半年颜元即离去。后经修复，屡请颜元主其事，皆辞而不往。虽然其主持时间不长，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主张。 颜元从其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传统教育有三大祸害，即： 1）毁坏人才。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多不学无术； 2）灭绝圣学。训诂、禅宗教育日盛，而孔门实事实理的学术日渐衰竭； 3）败坏社会风气。传统教育，主静、读书，造成社会道德、经济和人才的衰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