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长于社会底层而深知时艰的张居正，是怀抱着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志向开始其政治生活的。嘉靖二十六年，他方中进士、入翰林院，即撰《翰林院读书说》，明确表白了自己的为学宗旨和政治抱负。他说：“善学不究乎性命，不可以言学；道不兼乎经济，不可利用故通天地人而后可以谓之儒也。造化之运，人物之纪，皆赖吾人为之辅相；纲纪风俗，整齐人道，皆赖吾人为之经纶；内而中国，外而九夷八蛮，皆赖吾人为之继述，故操觚染翰，从骚客之所用心也；呻章吟句，童子之所业习也。二三子不思敦本务实，经眇眇之身任天下之重，预养其所为，而欲蒲一技以自显庸于世，嘻，甚矣其陋也！”［15］二十八年，他给世宗皇帝上《论时政疏》，初次陈述自己的政见，指出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血气壅閼”，并非无法救治；而所谓“血气壅閼”指的是世宗长期移居西苑，不理朝政，是夕与宦官宫妾为伍，致使上下不通、君臣道隔，政治处于瘫痪状态。所以，他认为世宗帝如再不励精图治，“广开献纳之明，亲近辅弼之佐”，使“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国家政治则将病入膏肓，虽有良医扁鹊也无可挽救。［16］隆庆二年（1568），已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给穆宗皇帝上《陈六事疏》，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开篇即谓： 臣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之善治，譬之琴瑟之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践阼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倦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既已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亟重难迫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他以“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为六大急务，认为解决了这六大急务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17］如果说他嘉靖年间所上《论时政疏》着重于列举时弊，从“内圣”方面要求世宗帝励精图治，那末，隆庆年间所上《陈六事疏》则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点要求其解决六大急务以刷新政治，做到“外王”。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以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之学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身踞决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于政事，只顾追求个人的腐化享乐，而锐意改革的张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们束之高阁。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种政治积弊及由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其病根乃在于封建专制权力机构功能的严重失调。因此，尽管他也很看重“性命之学”，但并不认为依靠“性命之学”（如王阳明提倡“致良知”之类）就能够扫除时弊，拯救现实危机，故而把调整权力机构功能，自上而上并有针对性地推展经济、政治改革，作为化解社会危机，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途径。 隆庆六年（1572），穆宗猝然中风，召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于御榻前受顾命。时，高拱为内阁首辅，本应承担辅助神宗帝重任，但因他没有处理好与内监冯保的关系，触怒了皇后和神宗生母皇贵妃，受到革职回籍的处分，于是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掌握了政权。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的整整十年间，张居正一直被神宗帝以师礼相待，尊称为“元辅张先生”，实际取得了封建专制体制最高决策人的地位。他充分利用这种特殊条件，按照既定的设想，稳健而扎实地推行全面改革。他制定“考成法”以解决中央集权问题，设立“职官书屏”以解决人事问题，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吏治腐败，很快使政治面貌焕然一新，顺利建成一个操纵自如、运转灵活的权力机构。他又从整顿田赋着手，在全国范围内清丈田地，并以此为基础推地“一条鞭法”，进行赋役制度的全面改革，从而使国家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人民的经济生活也安定了。史称“万历年间，最称富庶”，说明他富国的目标成功实现了。此外，他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找到当时外患频仍的症结，采取一系列得力措施，解决了无兵无财无将的难题，基本成功实现了他强兵的目标。 综观张居正的各项改革，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重振纪纲。张成正认为，当世危机表现最为严重的是君主势衰，政事弛靡，政局失控，“国威未振，人有侮心”、“人乐于因循，事趋势于苦窳”。［18］他在隆庆年间即上书直言其近日以来，朝廷宗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湮，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漏网终逃”。［19］万历元年（1573）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又指出：“臣等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列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顾上之督之者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鄙谚曰‘菇口顽而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有成，岂不难哉！”［20］针对这种君主政治赖以运行的庞大官僚机器等几乎瘫痪的状况，张居正提出必须“振纲纪”。他说： 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者，纪纲而已。 他所说的“纪纲”指的是君臣统治集团的权力法纪，“振纪纲”就是要强化君臣统属关系，加强君主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这主要有三层内容：一是君主要亲自总揽法纪刑赏之权。他说：“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同上）法纪刑赏之权如同“太阿之柄”，君主“不可一日而倒持也”，否则就会失去权威，失去对群臣有效控制。二是强化君主诏令的绝对权威。他说：“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诏令是君主政治权威的实际运用和具体体现。在君主专制社会背景下，全部政治的运行主要由君主颁行诏令自上而下推动，“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君主的诏令不能得到有效、彻底的执行，则君主权威何在？君主又怎控制群臣百官？三是君主要严明法制。他认为，君主“无威”，臣下就会“无法”，而严明法制则是强化君威的制度保障。他详细辨析了徇情与顺情、辰作与操切之异同，坚决反对徇情和操切，说：“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认为“顺情”指“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则是“严刑峻法，虚使其民而已。”显而易见，“徇情”和“操切”是对纪纲的极大破坏，而正确的做法为“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严明法制的关键是执法公平无私，不偏不倚，做到“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心申”，［21］如此方能提高法制权威，进而使君威振作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