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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书院在清末改制以后直接成为了大学，如岳麓书院之于湖南大学、求实书院之于浙江大学等等。当然，也有部分在清末改制后直接变成了中等学校。书院改制后而产生的不同层次的学堂，归根到底是由书院本身不同层次的教育类型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原来高层次的书院改制后直接变为高等学堂，而大量较低层次的书院则成为小学堂，此二者之外的则直接成为中等学堂。这表明古代书院确实包含着多层次性的教育体系。 （二）书院是负有多种教育职能的集合体。 举凡社会教育都具有多种教育职能，培养人材只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绝非其唯一的职能，不是它所承担的全部使命。它还应该在传承文化和发展文化方面负有重要使命。教育是教育者以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知识经验传递给受教育者，如此不断反复，方使知识经验不致中断，文化得以连绵。此外，开发民智，使人摆脱落后与愚昧，提高国民的素质，这也是教育的重要使命。一个国家，基础教育越落后、文盲越多，其国之国民的素质就越低，人材就趣住培养，文化就无法传承，社会也就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发展。这就使以开发民智为主旨的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或为了衡量一个社会文月忚步程度的标志。总之，教育的职能和使命是多方面的，理想而又符合整个社会发展需求的教育应该能够体现出上述多种职能，这也是千百年以来社会和人类所希望和期求的一种教育理想。 但是，这种具有多种职能的教育理想在中国古代的官学和传统的私学中都不能得到实现，只有独立自主办学并以儒家根本精神为指导原则的书院才具有多种教育职能，才相对言之具有上述教育理想的可能。书院对官学与私学的综合与改造及其对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融合或结合，固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深刻变革，而书院所具有的多种教育职能并因之而使教育理想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无疑也是这种深刻变革的重要方面。书院之所以成为多种教育职能的集合体，乃是上述变化即对官学与私学、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综合和改造过程中逐渐造就而成的，其本身就是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具有创新意义的深刻变革。 培养人材始终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历代统治者看来，培养为其所需要的各类统冶人材乃是办教育、兴学校的根本目的。至于对传承和发展文化、特别是对开发民智这一类的教育，他们并不真正重视，因为在他们看来民者冥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而无需去开发民智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在统治者内心深处，办教育、兴学校并因之而掌握思想理论和文化知识乃是他们的特权，是只有统治阶级才能具有并享受的一种专利，故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垄断。为此，学校所进行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一个“官”字，无“官”便不成学。凡与此相抵触者，他们都要加以反对，甚至扼杀。如北宋王安石在变法中也把教育改革作为重要内容，但他重视的只是与王权专制主义紧密联系着的官学，而反对开发民智和化育人生的教育。他认为“民”根本就不是教育的对象，对“民”只能实行“无知无欲而愚之也”的政策，而如果对“民”进行教育，使其有了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民”便非“冥”者，就将由愚而智，这就会带来统治上的麻烦：“民多智诈，巧伪滋生，所以难冶。”（8）就是说，向被统治阶级及其子弟开放教育，无异于“家异道”、“人殊德”。中国历史上绝不是只有王安石才这样想，所有统治者无不具有这样的认识。在这种政冶文化背景下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官学，尽管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本质上乃是“学在官府”的专制主义传统在教育文化领城的体现。 书院教育则不然，它是向下层社会、普通民众开放的，充分体现了儒家开创者孔子所倡导的“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虽然它也把培善人材、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并因之而期求自己所培养的人材有入仕作官皆，但书院从来不排除对平民子弟的教育，也并不把为统治阶级培养、输送官吏作为自己的唯一使命。自其产生确立以来，书院就十分自觉地肩负起其他教育职能和使命，甚至将之作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如岳麓书院主教张栻在叙述书院办学宗旨时指出： ……岂特使子弟居佚读，但为决科利祿计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9） 就是说，书院教育更担负着“传道”和启迪民众、救济斯民的重要使命。何谓“传道”？朱熹释曰： 所谓教之道也，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谓之道也。（10） “传道”就是向受教者传授“礼乐刑政之事”，凡是能“为天下国家之用者”都要传授；“先王之法言德行”自然是理应传授的重要内容，张栻谓：“立庠序以谨其教，孝悌为先。申云者，申其义以告也。”（11）因此，“传道”就不仅仅是教育典章制度之事，不仅仅是传承先王己道，而且还担负着道德教化、开启民智的重要职能和使命。这就使书院具有了多种教育职能，而与完全受专制王权支配、宰御着的官学有了质的区别。就此而言，儒家教育文化的优良传统更多地体现在书院教育而非官学教育上。 正是基于其对所肩负的“传道”使命的自觉体认，主持书院教育的真正儒家学者无不反对把书院变为“声利之场”，反对书院教育“以钓声名、取利祿而已”，（12）主张士应与利禄分离，应该把培养以弘道济民或从事文化和教育为专业乃至毕生之志向的平民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在前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正是通过书院儒学教育而建塑起比较理想的文化心态和健全的人格，宋代的平民以一种新的文化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以身世界微而甘居下层，而是强烈的人文关怀的入世精神积极干预现实政治与社会生活，力争权力的再分配，如北宋仁宗朝十三榜进士第一名中即有12位出自平民之家；《宋史》列传所录平民出身者有1077位，占1958名列传人物的55.12%，这种社会下层政治上的升迁变化打破了过去“农之子恒为农，士之子恒为士”的局面，反映了“大臣世守禄位”的没落。并且，平民出身的士大夫“以直言傥论倡于朝”，史称其“善谈世事，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闵时”，（13）改变了传统士人“卷而怀之”和“独善其身”的精神状态，在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炽的复杂社会环境中骤然增长了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为其时社会政治生活增添了清新气息。在后者的培养及其效果方面，以著名的岳麓书院为例，即可看到书院教育对宋代平民学者阶层的兴起所起的巨大作用。据史载，岳麓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禄之路。他们来自于民间、起于社会中下层，学成之后，秉承师训，创办或主持书院，热心教育，致力于文化普及，如钟震创办湘潭之一书院、钟如愚主持衡山南岳书院、吴雄创立平江阳坪书院、曹集主持白鹿洞书院、李埴讲学于夔州、周奭讲学于湘潭昆仑桥等等。（14）可以说，宋明时期在现实社会实际生活中向普通百姓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平民儒家学者多为书院学生出身。他们在发展地方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普及儒家思想并由此而开发民智、提高国民（尤其是普通劳动民众）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宋代所以会出现“虽牧儿盍妇，亦能口诵古人语言”（15）的现象，与书院教育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密切相关。如果说宋代出现了上层文化向下层文化的转移（而理学又正是在这转移过程中兴起的），那末，书院教育则是这种文化下移的关键环节。由此亦可见传承和发展文化学术确为书院教育的重要职能之一，而这一重要职能的充分发挥，对于理学的兴起、传承、普及以至整个宋学的繁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传承文化固然要靠教育来承担，发展文化和学术也要靠教育。朱熹指出：官学是“以追世好，取世资为事”（16），故其既不明修齐冶平之要，又不懂儒学之本。张栻亦认为：“今日大患，在不懂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17）因此，书院教育把传播和发展儒学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把振兴儒学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带动了儒学的复兴。小而言之，书院成为传联发展儒学的基地；大而言之，书院成为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基地。稽考历史，主持书院并对书院作出重大贡献的理学家，几乎都把书院作为传承和发展儒学、弘扬圣道的基地。宋明时期的一些重要儒家学派都是在书院形成的，如湖湘学派之于岳麓书院、陆象山心学派之于鹅湖书院、考亭学派之于考亭书院、东林学派之于东林书院，如此等等，无一例外。总之，书院担负着传承和发展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学术的重要职能。 正因为书院自觉担负了此一重要职能，并造就了一大批平民学者，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一变。最突出的是许多硕学鸿儒致力于下层社会教育的勃兴，热心于文化和学术的普及。宋代大量的通俗童蒙读物及教材多出于名儒之手，著名的有吕祖谦的《少仪外传》、陈淳的《小学诗礼》、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叙千古文》、黄继善的《史学提要》、朱熹的《小学外篇》、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等等，乃至今日仍然广泛流传的《百家姓》、《三字经》都是宋代童蒙所乐读的通俗教材。这些读物内容很广泛，涉及识字、道德、历史、诗歌、名物五大类。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所评：其“意求通俗，词句不免鄙浅，然大要明白切要，使览者易知易从。”大批童蒙读物和通俗教材的出现说明了社会下层的文化的渴求和迫切需要，表明文化教育重心下移之趋势在宋代确已形成，也反映出由书院教育所倡导的一种新的士风已经影响到学风的转变。 三、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 北宋时期，书院初兴，且甫一出现即产生了一些闻名全国的书院，但这些书院尚未与当时新兴的理学思潮结合起来，它们主要致力于补官学教育和传统私学教育的不足。朱熹、吕祖谦对此均有所揭示，他们认为：“予惟前代庠歑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18“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晚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19） 南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几乎所有的理学家都在创办书院或主持书院的教学，许多理学学术活动都在书院进行，大多理学学派也是在书院形成。南宋时期也出现过一些著名书院，但其所以闻名于世，与朝近赐额等恩遇并无关系，而完全在于它们成为那些著名的理学家、理学学派的基本学术基地。这样便与北宋有别，南宋的书院就与日益勃兴的理学思潮形成起一种不可分割的内在有机联系。至于理学家为什么会高度重视书院教育，则如前已略有点示的，是与其立志振兴发展儒学、传播和弘扬圣道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分不开的。理学家们向来不讳言其创办书院、重视书院教育的目的，如声称： 窃叹世降俗敞、学失师传。梏章句者自谓质实，溺空虚者自诡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晦。书院之建，为明道也。（20） ……祀事毕，俾幹（即黄幹）讲明先师教人之意，愚不肖何足以当此重理。念废学日久，政有望于讲学之益，故敢僭言之。窃谓先师之道本诸无极二五流行发育之妙，具诸天理人心，常行日用之间，存之则为圣为贤，去之则为下愚为不肖。……迨我先师剖晰毫厘，穷极幽渺，推明演绎，炳如日星，为学者虑至深切也（21） 这些理学家创立书院、主持讲事，都声称是为了“明道”。而其所欲明之“道”，正是理学的根本学术宗旨。他们反对汉唐诸儒拘泥于对儒家经典的笺注训诂而不甚讲究道德义理、心性修养，认为如此不能“明道”。而理学的学术宗旨则是要将儒家伦理上升为“太极之本、二五流行”的宇宙本体，并以此作为儒家的“道统”。他们明确提出“书院之建，为明道也”，使书院成为其振兴道学、讲明道学的基地。由此可见，南宋理学家纷纷创建、主持书院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研究和传播理学的学术基地，而直接为专制王权统御着的官学以及被专制王权深深忌虑着的传统私学都不可能成为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学术基地。这种儒家学说思想发展的需要是南宋理学和书院教育得以有机结合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学和书院的有机结合，使相互之间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首先是理学思潮从根本上影响、制约着书院教育，使书院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重大向题上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从而形成了自己能够独立于官学之外的风格和特色。兹仅举析三端：其一，唐宋以来的官学教育与科举取士相结合，学校教育、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应付科考以使士子能够走上仕途，官学教育因此而流为科举的附庸，出现了许多弊端，如“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导致“风俗日敞。人材日衰”。有鉴于此，理学家们为书院提出的新的教育宗旨，即要求恢复先秦儒家教育的优良传统，以道德修身、人格建塑作为最重要的目的。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谓：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张栻在《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记》中也认为书院教育的目的在于“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斯民”，故其在《孟子说·序》中要求书院学子须“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他们都把道德教育、义利之辨作为书院的教育宗旨，这就奠定了书院以儒家伦理精神培育人的根本教育目的。唯其如此，尽管南宋后期书院教育也与科举考试有一定联系，但总体来看，大量书院仍保持着自身的教育宗旨，尤其是那些由名儒主持的书院更始终以启发良知、使士子“学为圣人”作为教育目的，并未因理学渐渐趋向官学化而使书学亦失去办学、施教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北宋书院教学内容沿袭汉唐的传注经学，主要从事儒家经典的章句训诂及辞章方面的教学，而南宋书院则因教育宗旨的改变，其教育内容亦有相应变化。南宋理学家也很重视儒家经典，但他们在将“五经”作为书院基本教材的同时，更把“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纳入儒家经典系列，且其地位常高于“五经”，成为更为重要的教材。“四书”从此与“五经”並列，垂及千年，奉为经典，影响至为深巨。并且，理学家不似汉唐诸儒通过以名物制度的考据训诂来阐述儒经，而是直接强调儒经的道德教化意义，要求学子从儒经中“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22）。此外，南宋书院还以理学家们的著作作为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其中包括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张载的《正蒙》和《西铭》以及《朱子语类》等等，至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更是南宋及其后历代书院必读的教科书。其三，理学内部有不同派别，不同派别的理学家又有自己的思想。以书院为传播其学说思想基地的理学家们，有着各自的教学方法，要皆积累而成丰富的办学和培育人的经验，成为中国书院文化的重要传统，其中有不少至今仍给人以启迪。譬如，以“理”为世界本体的朱熹，主张通过“格物致知”，认真读书、泛观博览的途径来获取知识、培植学养，认为：“《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君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23）“格物致知”虽是朱熹的哲学认识论，但他用以指导书院教学时就使之同时成为了重要的教学方法论。而从教学法角度看，“格物致知”论特别注重对外在知识的学习和积累，这使朱熹在指导书院教学时尤为提倡泛观博览的读书方法。与朱氏思想相异趣的陆九渊，在哲学上主张“心即理”，认为作为宇宙律、道德律的“理”只存在于人的“心”中，故其在教学方法上更注重“明心”、“立心”。在他看来，既然“天理”存在于吾心之中，那末就应教育、开启学子以反省内求为途径，从“吾心”出发来认识世界、体悟“天理”，而无需像朱熹那样以“格物致知”为求学方法和途径。在著名的“鹅湖之会”上，他力倡“以尊德性为宗”；而在其书院教学实践中，则一直主张“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24）。《年谱》记载陆氏在象山精舍的讲学活动：“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其本心，从此涵养，使日充月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尽此心耳。”吕祖谦在理学思想上有“驳杂”的特点，在哲学李体论上既崇“天理”、又是“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25）。他在书院教学中要求学生对各派学术采取兼客并蓄的宽容态度，主张“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心，凡执卷皆是同志”（26）。由此可见，南宋书院所以在教学方法上丰富多彩，完全在于各具特色的理学思想对书院的影响和渗透。 书院对南宋理学思潮的推演亦有重大促进作用。举凡著名书院都是理学的重镇和基地：一方面，理学家们充分利用书院的特殊条件潜心研究学问，建构他们的理学思想体系；另一方面，理学家们又在书院培育传人、传播其学说思想，造就理学人材群体，形成发展诸理学流派，并借书院的特殊环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使理学获得愈益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当时兴办书皖最盛的江西、湖南、福建皆为“理学名邦”、道学传扬基地，这也反映出书院对理学的发展确有重要影响。限于篇幅，对此就不详加叙述了。 ［注释］ （1）《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 （2）参阅《新唐书·选举志上》。 （3）《范文正集补编》卷五。 （4）民国所刊《遂宁县志》卷七《书院》。 （5）参据《岳麓书院志》、《白鹿书院久规模仪》等。 （6）《汉书·董仲舒传》。 （7）《新唐书·选举志上》。 （8）《老子注》，引自《道德真经集注》。 （9）《南轩先生文集·岳麓书院记》。 （10）《朱子语类》卷一0一。 （11）《南轩先生文集·雷州学记》。 （12）《朱子大全·学校贡举私议》。 （13）《宋史·陈东传》。 （14）详参《宋元学案》卷七十一，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八、六九，同治《湘乡县志》。 （15）《宋史·舆服志五》。 （16）《朱文公文集·送李伯谏序》。 （17）《南轩先生文集·答朱元晦》。 （18）《朱文公文集·衡州十石鼓书院记》。 （19）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见《白鹿洞书院新志》第六卷。 （20）《蒙斋集》卷十三《象山书院记》。 （21）《勉斋集》卷一《竹林精舍祠堂》。 （22）《朱文公文集·中庸集解序》。 （23）《大学章句·补格物传》。 （24）《宋元学案·槐堂诸儒学案》。 （25）上书《东莱学案》。 （26）《东莱文集·史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