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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翻开先秦诸子百家教育史，我们会惊讶的发现法家跟儒家的关系有如此密切，以致两家的思想相互补充，又相互影响。如果从它们的发展根源上看，两家思想关系非常密切，法家思想跟儒家思想就像是一对“母子”。 我们先从春秋时代的法家先驱管仲说起。管仲生活在春秋时代的齐国，正值诸侯国混战时期，统治者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和人口，不惜发动战争，所以史书上称春秋无义战。生活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残酷社会里，管仲接受的教育思想是《诗》、《书》、《礼》、《乐》等儒家思想文化，从他的接受教育内容上来看，管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生，他的行为规则等具有儒家思想的烙印，这是在所难免的。 管仲登上齐国的相位进行改革，依法治国，标致着治家思想从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还可以从管仲的治国政策上看到儒家的身影，管仲的治国思想是“礼”“法”并重，这一点很像后来的荀子的教育思想。管仲在齐国的改革政策不仅实行“法”治，对一些旧的体制进了一些改革，加强民众的法治思想；还很重视“礼”的作用，对道德建设还是十分重视的，比如对旧的民众风俗还是有所保留的。而“礼”又是儒家所倡导的教育思想。因此，从这个关系层面上来看，法家仍然存在着儒家的缩影。 到了战国初期，魏国相国李悝，吴起都是法家人物的掌权派。如果我们从他们的教育环境、教育内容等方面去分析，我们同样也会惊奇的发现，他们的关系跟儒家思想原来如此密切。 李悝、吴起的老师是子夏，而子夏是当时社会上著名的大儒，是孔子的弟子。所以子夏的教育内容当然是儒家思想，因此从师徒关系层面来说，李悝、吴起也是饱读诗书的儒生。 战国这是一个群雄并起，英雄倍出的时代。秦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处在偏僻地带，相比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东方六国，秦国算得上是最贫穷、最弱后的诸侯国。但是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秦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在秦国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变法活动。虽然秦国的变法图强之路比东方各国走的比较晚，但是秦国的变革最彻底、最深刻，并为秦以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这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的商鞅，他搞的那轰轰烈烈的变法活动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商鞅变法。他的法家思想以“法”为根本特点，是当时法家掌权派之一。但是，他的老师却是李悝，而李悝也是一个儒生，所以从文化的传承上看，商鞅也多多少少的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因此称商鞅为半个儒生一点也不为过。 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战国末期。当时法家非常有名的代表人物韩非跟李斯，都是大儒荀子的学生，从这点关系上来看韩非和李斯都是儒生。从他们的影响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培养出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这是历史的偶然呢？还是历史的必然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可能很难把这两家思想清清楚楚的分开，它们的关系就像是鱼跟水一样，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甚致在某此方面两家思想都混合为一体，是一致的。比如两家思想在对待商业这个行业的时候，都主张重农抑商，打压工商。 法家的代表人物，不管是春秋时代的管仲，还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们都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思想也都是儒家思想，但是他们却是吃儒家的饭，办法家的事，这看起来就有点像挂羊头卖狗肉。其实，法家思想是从儒家思想的保垒里走出来的，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选取，把有用的、好的方面继承下来，并跟据当时社会的需要加以改造，而发展起来的学说。说的简单明了点，就是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所以说，在战乱纷争，诸子百家思想异常活跃的年代，法家思想能被历史选中，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具有一定的可实用性的。 因此，说儒家是法家的“母亲”一点也不过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