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他看来，所世所谓儒者，“剽掠纤琐，缘饰浅陋，曰我儒者辞章之学也；穿凿虚远，傅会乖离，曰我儒者记诵之学也”（19）。他们自号为儒者，世人亦以儒目之，然其实丧失了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儒者的真精神，只不过是孔子之所谓小人儒、荀子之所谓贱儒。真正的儒者，应该效法周孔之道、习圣贤之学，“必其性之尽于内者，有以立其本；而才之应于外者，足以措诸用也”（20），做到内外无二，本末一贯、体用兼赅，“自小学以底大成，本末虽殊而无二致；自一己以对天下，体用虽别而皆一理。所推者广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行者若近而易知，而所任者不可谓远且重也。此圣贤之学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者也”（21）。这样的儒者，“小可以为国家天下之用，而大可以用天下国家也。”（22）王祎服膺程、朱，是朱熹——黄幹——北山四先生一脉之传人，但他不尚性理空谈，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号召学者成为“有用”之儒，并在肯定理学家复兴儒门道统的前提下，从学以致用的立场上评说宋儒（23），这无疑是承继承了先秦早期儒家的经世精神传统，表现出与理学诸儒侈谈性理、鄙弃事功、专用心于“为己之学”（24）相异趣的思想倾向。 成化年间，丘濬撰著《大学衍义补》也表现出了这种思想倾向。丘濬私淑朱熹，著有《朱子学的》、《世史正纲》等，是明人公认的博学通儒。他有感于真德秀《大学衍义》偏重于修身而忽略治国平天下，故而花了十年时间和精力写成《大学衍义补》一百二十卷。他认为，单言修身而缺乏对实际政治问题的充分了解，是无法达到儒家全体大用之目标的，故而其书分十二个总目、一百一十九个子目，十二总目为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秩祭祀、崇教化、备规制、慎刑案、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这就不仅涉及到了明建国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而且因其包罗万象，故可堪称治国的百科全书。丘濬在此书的序中说： 儒者之学，有体有用。体虽本乎一理，用则散于万事。要以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是以《大学》之教既举其纲领之大，复列其条目之详。而其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节目者焉。其序不可乱，其功不可阙；阙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体之为体，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为大者，非合众小，又岂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精也。譬则纲焉，纲虽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则纲有不张；譬则室焉，室虽不止乎一栋，然一栋或亏，则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窃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外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也。（25） 在他看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组成一个严密的架构，其中环节缺一不可，所以，他不同意真德秀认为只要修身齐家即可治国平天下的观点，指出修身齐家只是整个经世程序中的一个阶段，并不表示身修家齐然后国、天下便自然而然地达致治平，要国治天下平还需要对实际政治问题有充分了解，并将所提出的对应之策付诸实施。此其所以搜罗古今制度变革、时政得失，编成《衍义补》，以补真氏之书的不足。这样一部《大学衍义补》无疑是儒家经世精神的具体表现，而如此把儒家治世理论落实到具体实际政治问题上，在明以前是不多见的。宋儒、理学宗师程伊川谓： 修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纲，分正百职，顺天时以制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圣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26） 治道与治法是圣人致治的二端，“道”是道理、原则，“法”是方法、制度，二者不可以分离，即不可以有“道”而无“法”，也不可以有“法”而无“道”。有“道”而无“法”则治难以推行，有“法”而无“道”则治漫无目标。宋儒徒见其理而无所施之于行，其内倾型的理路将“道”与“法”割裂为二端，丢失了儒学的本旨。洞悉此弊的丘濬，在其《大学衍义补》中以《大学》的治道结合当世的治法，又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的探讨以祈找出一套体现《大学》所揭示治道的治法。这是对吾儒固有经世精神的回归。 汉以来，儒者多谈治道而少言治法，这不免形成二难困境：一方面，如何使修身与治人建立相应的关系，使道德与政治不出现疏离？这是需要认真考虑并予以切实解决的；另一方面，治道不变，治法却需因时而异，本来是良法，但行之既久亦会产生流弊，而不得其治法，治道遂亦无法实现，如何改进治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需要，而又同时要使治法与治道相契合？这同样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并予以切实解决的。以往儒家在政教崩溃之时，多以为是不得其道而行，殊不知许多时候问题在法，法当因时制宜。北宋王安石变法便是希望对已出现了毛病的治法进行调整，可惜孤掌难鸣，终以失败告结；明代张居政从行政、人事、经济、军事改革入手，又配合以文化专制主义举措，对治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封建专制政治体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居正殁后不久，其改革亦告全面失败。丘濬在明代中叶强调治道要配合治法，并要依据历史经验和时代需求而对治法进行必要调整，这本来是儒家经世精神的健康发展，但他个人的力量终难改变社会思潮，与其同时的陈白沙及稍后的王阳明又把宋儒的心性之学发展到高峰，并且席卷了整个中、晚明的思想界，致使儒家经世思想的发展受到很大阻力。 白沙、阳明前后相继，倡导心学，自有扫除二百余年陈陈相因、蹈袭常故的积弊，改变为科举埋首经籍的记章之习而另换以鞭辟近里、直透人心的良知之学的积极意义，但他们提出的心学又造成了新的流弊，此即如晚明顾宪成所说： 阳明先生阐发有余，收来不足。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天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窃一凿，混沌遂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仁人君子又相顾裴回，喟然太息，以为倡始者亦不能无遗虑焉而追惜之。（27） 阳明本人道德、学问、事功均甚卓著，其所成者，可谓“内圣外王”之学。但他本人更为注重的，毕竟还是“良知”之说，亦即内敛的心性之学。到其弟子那里，便认为：“夫儒者之学，务于经世，但患于不得其要耳。昔人谓以至道治身，以土苴治天下，是犹泥于内外精粗之二见也。动而天游，握其机以达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泽究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类而不居其德。周流变动，无为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谓浑然一体者也。”（28）象这种既非重己而轻天下，又非为天下而失自我；既有“动与天游”的潇洒，又能握其机而化天下之治功的“良知”妙用之经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实在是难以做到的。这就使阳明后学多注重究心论道，“议论益玄”，从“良知”体悟中获得一己精神超越、心灵安顿，而不甚将经世作为首务。至其末流，“习尚益下”，或放诞不经，或顽钝无耻。如此运演，造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风气，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深叹息。加以政治日趋恶化，世道陵夷，危机深重，遂使潜伏在儒家体内的经世精神再次涌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