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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教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然仆以为近时学者皆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故其说屡变而愈淆。夫虚故能应，寂故能感。《易》曰君子以虚受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诚虚诚寂，何不可者？惟不务实得于己，不知事理之如一，同出之异名，而徒兀然嗒然，以求所谓寂然者，宜其大而无当、窒而不通矣。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于言语名色中求中，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55］ 在《答西夏直指耿楚侗》中云： 辱喻谓比来涉事日深，知虚见空谈之无益，具见丈近精实处。区区所欲献于高明者，下在于此。但此中灵明，虽缘涉事而见，不因涉事而有。倘能含摄寂照之根，融通内外之境，知此心之妙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者，初非由于外得矣。［56 在《答胡剑西太史》中亦曰： 弟甚杨诚斋《易传》，座中置一帙常玩之。窃以为六经所载，无非格言，至圣人涉世妙用，全在此书。自起居言动动之微、至经纶天下之大，无一事不有微权妙用，无一事不可至命穷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弹也，即圣人不能尽也，诚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兄固深于《易》者，暇时更取一观这，脱去训诂之习，独观昭旷之原，独复有得力处也。［57］ 他把“虚”与“实”看作是种体用相即的关系。所谓“昭旷之原”、“寂照之根”、“此中灵明”，指的就是作为天下之大本的心体；这种心体的本来状态是“诚虚诚寂”的。但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只有努力从事“实得于己”的工夫，“融通内外之境”，把“虚”于“实”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经纶天下”，“成变化而行鬼神”。如果“不务实得于己”，离用以求体，必然流为“虚见空谈”，“窒而不通”。当然，如果离体以求用，不去认真领会“致曲”、“求仁”的精神实质，也将化为虚文，产生很大的流弊。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显然同聂豹、罗洪先的归寂说有很大差别。 张居正同阳明后学思想上的差异，在其《答罗近溪宛陵尹》中也有所体现。他说：“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仆每自恨优游散局，不曾得做外官，今于人情物理，虽妄本觉可以照了，然比利时是纱窗里看花，不如公等只从花中看也。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非意之也，必洞于其情，辨于其义，明于其分，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孔子云’道不远人’；今之以虚见为默证者，仆不信也。”［58］而他所以与聂豹、罗洪先、耿定向、胡庐山、罗汝芳等反复论学，除了共同的心学旨趣外，还有因见于阳明后学“以虚见为默证”之弊，而欲以实用救之的意图。但学说思想上的重大差异，又使得这种改造阳明后学的意图往往落空。这从张居正与泰州后学耿定向、罗汝芳的关系可略见一斑。 耿定向（1524—1596），字在伦，号天台，湖北黄安人。黄宗羲曾对其学术主旨评论道：“先生之学，不尚玄远，谓’道之不可与愚夫愚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不可以为道，故费之即隐也，常之即妙也，粗浅即精微也’。其说未尝不是，而不见本体，不名打也世情队中。”［59］由于“不见本体”而“不尚玄远”，所以耿定向特别强调人伦日用。并且，他还反对一味虚见空谈，提倡静以应感、虚以求实，如谓：“只此无声无臭，是为真常，凡涉色象名号者，卒归消灭；只此不为不欲，是为本心，凡务阔大放散者，终堕堑坑；只此不学不虑，是为天德，凡由意识安排者，便是人为；只此庸言庸行，是为妙道，凡务高玄奇诡者，即是虚妄。”［60］这使张居正不仅把他引为思想上的“同志”，而且更希望他成为学以致用的榜样。张居正不仅令其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具体负责清田之事，欲借此“验其学之分际，不知能否副所期否？”［61］而且还曾向耿定向许以辛勤供职成功以后的酬报：“借重闽中已及三载，拟将简置内台，觊以助仆之浅薄”。只是因耿定向遭父丧而回家丁忧守制，张氏才不得不很遗憾地说：“忽闻令先公之计，无任忉怛。且二三年间，仆将复有明农之请，不能为国家早进贤俊，置之周行，即死有余憾矣。”［62］但就耿定向这一方面来说，尽管在福建也很努力，但不仅他本人无意照张居正的设想去发展，而且对张氏作风亦颇有看法，还曾“苦言”相劝，如据焦竑《澹园集》卷三三《耿天台先生行状》载：“自今上临御，江陵励精求治，提衡宇内，宴然如一。后浸为苟急，不类初政。先生以桑梓之谊，又雅为所推午，屡进苦言，江陵卒其规不以受，而先生自此疏矣。”正因为这“疏”，使得耿定向在张居正病逝后未被倒张者列为张党，从而才有可能在万历十二年被重新启用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他是泰州学派著名平民儒者颜山农的弟子，以讲求“赤子之学”为学术主旨，认为道在此身，身是赤子，良知良能，不学不虑，并在嘉靖、万历年间以善于讲学而闻名于士林。张居正与罗汝芳义往甚早，且引为“知己”，但又深知与罗氏学术主张有差别，故而一方面承认为罗汝芳在太湖“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顾流俗之是非，此固罗近溪本来面目然”，另方面仍以“学问既知头脑，须窥实际，欲见实际，非至琐细至猥俗至纷纠处不得稳贴，如火力猛迫，金体乃现”［63］相劝。及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罗汝芳升任宁国知府时，张居正作《赠罗惟德擢守宁国叙》以送之，仍在强调其学以致用的见解，谓：“断蛟龙，刳犀革，遇磐错而无厚，干将诚利矣。匣而弗试，利无从见也。是故士不徒学，而惟适用之贵，裕内征外，懋德利躬，此励己之符而亦镜物之轨也。……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德其念也！”［64］但罗汝芳始终有着他自己的思想，他不仅要学以为仕，而且更要以仕为学，即令其治下皆兴好学之心、皆能知忠知孝，故而“殆守宁国，教化益行，郡堂无鞭朴声，且惟讲学西水、志学二处，以崇学育才为功课”。［65］据传他做宁国知府时，“集诸生会文讲学，令讼者跏跌公庭，敛目观心，用库藏充馈赠，归者如市。”［66］会文讲学的场所竟是讼者纷纭的公庭，讼者的呶呶乃易为跏跌静坐的冥默，封建政府的公库居然成为馈赠“罪犯”的财源；这样的知府，不执行封建政府律令，以“罪犯”为良善，可谓绝无仅有。时任通政的杨时指责他“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闭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67］更重要的是，罗汝芳热心于讲学，积极组织讲学的集会活动，这自然要激起张居正的不满。万历元年，张居正当国，罗汝芳恰丁忧起复，二人相见，张氏“问山中功课，先生曰：‘读《大学》、《论语》，视昔差有昧耳’。江陵默然。”张居正先将其补为山东东昌知府，三年任期满后即令其升任云南副使，再三年转为云南参政，看来是想将罗汝芳置于云南西陲教化那些未开化的山民，以发挥其讲学才能，同时又不会对新政推展有任何阻碍。但罗汝芳却并不满足于在云南讲学，或从事兴修水利的实务，而更乐意在京师开讲，张居正也就只好将之永远清除出官场了：“万历五年，进表，讲学于广慧寺，朝士多从之者。江陵恶焉。给事中周良寅劾其事毕不行，潜往京师，前勒令致仕。”［6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