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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举制的完结(4)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搜读小说网 佚名 参加讨论

    王安石变法时,新立明法科,最后连进士科也要加试法律。但后来哲宗元?更化,司马光的观点占了上风,“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至于律令,皆当官所须,使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何必置明法一科,习为刻薄,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宋史?选举志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人才思想,特别强调道德素养和文化素质,十分轻视具体的技术能力。不仅如此,对于具体的技能比如法律,甚至认为是一种破坏心性的东西。相对而言,王安石是比较重视官员的技术能力的,但王安石的思想实在是古代的少数派。这种思想不仅以思想的方式存在,更重要的是与这种思想相配合的还有一套制度规定。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29]伎术官是受到升迁限制的,这代表了中国古代歧视技术的传统。这个传统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僚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僚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吏经常被官僚说成是政治腐败的力量,但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吏比打着儒家旗号的官僚更加遵纪守法。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科举考试是一种系列考试,除了广泛为人所知的进士科以外,其他的考试种类还有许多。而考试科目的选择与将来仕途的前景是密切相关的。《唐六典》卷四有科目,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王鸣盛说:“若律、法、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诸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30]为什么法、算等科不被重视,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具体的技术,即使是官僚制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但因为不关天理、心性的大体,只属于器用,而从孔子以来就树立起来的观念是君子不器。
    在讨论科举制的时候,因为科举背后一个更重要的背景总是被忽略。甚至一千多年以来,在科举的改进中,只能在细节上打转,真正改变科举的面貌根本不可能。从武则天的诏书中,已经体现了这个重要的背景,这就是传统的中国知识体系。科举考试虽然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政治的特性也经常发生作用,皇帝的特殊爱好经常会有意影响科举,比如道教在唐朝,武则天的著作是否参加应试等,但从来不涉及这个总的知识体系。经学,事关心性大体,文学可以载道,史学有利于经邦治国,除此之外,概为小节。近代所谓科学技术,在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中因为没有一定的地位,与教育没有紧密的联系,所以经常导致重复发现,也就是经常中断。任何知识的进步都需要系统的传播和积累,但属于技术层面的知识,在中国古代没有相应的地位,所以很难找到系统的记载。相对而言,到是经学的学科系统,师生传递特别发达。
    是近代以来的经验,迫使中国人不再轻视技术的,因为中国的被动挨打,中国人首先承认的就是技不如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期设立专门学堂,到严修的特科设置,到近代学堂,几乎都是延着同一个思路前进的:突破传统的轻视技术,到承认技术型人才,到培养技术人才,建立相应的教育体制。以往的那种人才观念,只要心术正、文章好即可,但到了近代,这种人才逐渐被看作是空洞无物了。冯桂芬、郑关应等从民间立场讨论相关问题,恣意汪洋,知无不言,猛烈批判传统人才观念,到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则一步步走上可操作的层面。严修特科建议被采纳,证明来自民间的影响正式而全面地改变了传统人才观。
    早在康有为提出废除八股而保留四书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并不是只有八股文才是空谈无实的,“四书”也是同样的货色。当时住在香港的何启、胡礼垣撰写的《新政真诠》一书中,其中的《新政始基》篇就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的观点而发的。[31]当儒家经典从新回到与其他学科相等的位置的时候,传统是等级学科体系才终于被打破,新的学科体系才得以建立起来。
    但是儒学的特殊地位,在科举考试废除的时期,还是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康有为的废八股的奏折中,还是十分肯定“四书”的积极意义。比起纪晓岚来,康有为更强调八股文与四书的冲突和矛盾。康有为的这种说法,究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还是他的真实想法,现在还不清楚。可能既有本心的动机,也有策略的考虑。从这一点上理解严修奏折中只字不提西学,很可能也是处于策略的考虑,即尽可能减少对势力强大的传统的刺激。在1903年和1905年提出逐渐废除科举和即刻终止科举的奏章中,对于儒学都是小心处理的,提出了十分周到的善后建议。相比之下,对于西学则没有任何正面的说法,更见不到明确表扬的字句。只是说新式学堂的课程已经包含了儒学、理学等中学的内容,可见对西学是小心回避的。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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