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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举制的完结(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搜读小说网 佚名 参加讨论

    科举制的废除,是在近代才显得理由充足的。从科举制退出历史的步骤来看,这个理由也是不断充足起来的。
    明清时代考科举,必须使用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明史?选举志》的说明是:“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八股文,又称八比、时文、时艺、制艺、经义、四书文等,全文分八个部分,要求严格实即死板[15]。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的系统方法,八股文只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中的一个文章体裁,但只重视外在形式的八股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坏,受到的攻击也最多,所以成为科举制度首先完结的部分。
    不管是乡试(省内统考)还是会试(全国统考),都是三场考试,“首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16]三场考试并不是都用八股文,只有第一场使用,但由于第一场对于是否考中最关重要,所以科举考试与八股文就当然被看成是紧密的连带关系了。康熙二年开始,取消八股文,考试的场次也有改动。但到了七年,礼部侍郎黄机提出恢复旧制的建议,他解释旧制首场“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义,以观其心术。……且收场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八股文对于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看来还是有意义的一种方式,不用八股文,甚至影响到经典的阅读。鄂尔泰认为只有八股文这种文章体裁才能很好地阐发圣贤的微言大义,即使有问题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取代。而黄机的所谓“以观其心术”,更是点明了要害,这实际上涉及了当时的人才观念。从总体上论证八股文的作用的,可以纪晓岚的一段文字为代表:“夫设科取士,将使分治天下事也。欲治天下之事,必折衷于理;欲明天下之理,必折衷于经。其明经与否不可知,则以所言之是非醇驳,验所学之得失,准诸圣贤以定去取,较他徒尚为有凭。而学者求工经义,不得不研思于经术,籍以考究古训,诵法先儒,不涉于奇邪之说,于民心士习,尤为先正其本原。经义一法,至今不变,明体达用之士,亦时时挺出于其间,职是故也。”[17]
    另外,虽然没有看到有关论证,但推测八股文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与试卷的评判有关。如果不规定文体,同样的题目就会有许多种类型的回答,而这对于评判者来说,难度是加大了的,而同一种八股文,结构的严格一致,很有利于评判者对考生的对比排队。林则徐曾经建议制定乡试考官校阅章程以防流弊,“窃查江南为文人渊?,入闱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人,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三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间,判升沉于恍惚之际。”[18]试卷多而校阅的考官少,完全相同格式的答卷应该是有利于迅速校阅的。明代的八股文,在最后有一个部分叫“大结”,是自由发挥的部分,但清朝取消了这部分,理由是容易做暗号给考官,怀疑也有不希望增加校阅试卷工作量的意思,当然谁也不会把这当作公开的理由加以反对罢了。
    八股文事关圣贤微言大义,士人心术,又有利于考官评卷,再加上清人迷信文风关乎气运,于是即使有人反对也没能动摇它的地位。何况,有成千上万的青年人急于在科举上找到出路,而科举非通过八股文这块敲门砖不可,所以事实上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市场。翻阅徐继畲(1795――1873年)的文集,这位考了十几年才中进士的先生,后来对八股文就比较有兴趣,他给别人的八股文集写序,把自己的一百多篇八股文结集刻印,选编明清的优秀八股文作批注,还专门写了一篇《示诸生行文法》,说:“拆字布局,分股立柱,乃文章入门之规矩,大家名家所遵守,虽至于入神造妙,亦不能外于此范围。”他说很多人数十年考试不中,都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不厌其烦地讲解八股文的写作技巧。[19]
    但到了近代,人们的思考方向发生了变化,强调的内容也不再相同,原来的理由于是变得不那么充分了。八股文的空言无用于是渐渐成为共识,八股文也就从无用变成了有害。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20]他认为,八股文的教育与实际的矛盾是严重的,一是徒然消耗了士人的生命,二是并不利于政治,三甚至导致了言行不一的道德问题。这与纪晓岚的说法刚好相反,八股文的虚假繁荣真相也就变得很清楚了。
    陈澧(1810―1882年)认为:“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士子应试者又或不自为文,而剿袭旧文,试官患之,乃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21]同一时期的王韬(1828―1897年),主张废八股文的文字更加激烈。他在《原才》一文中指出:“今国家取士,三年而登之贤书,升之大廷,称之曰进士,重之曰翰林,以为天下人才在是矣。不知所试者时文也,非内圣外王之学也,非治国经野之道也,非强兵富民之略也。……败坏人才,斫丧人才,使天下无真才,以至人才不能若古,无不由此。”在《原士》一文中,他又说:“为今之计,当废时文而以实学……且士既不为时文,其心思智慧,咸磨砺以成有用之学。”在《洋务下》一篇中,他又说道:“不废时文,人才终将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22]在王韬的思想里,考试用八股文,不仅了浪费人才而且是败坏人才,不废八股文,不仅实学难以兴起,连西学也不可能流行,国家富强的梦想也终于不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反对八股文考试的巨大浪潮中,并不是所有的观点都把八股文与科举考试的内容联系起来的,更多的人反对的只是八股文这种文体而已。至于四书等科举的内容,许多人还是抱着极大的尊敬态度的。在科举制改革问题上,因为八股文集中了最大的反对意见,所以成了科举改革的首选对象。当废除八股文从思想变成行动的时候,直接推动者的思想就变得很关键,康有为在几年内已经成了当时中国改革的民间倡导者和变法运动的领袖,而他在科举问题上,恰好正是一个只反八股,不反“四书”的人。
    “夫因文体之极弊,而欲废四书文者,过激之说也。因私淑之足贵,而并袒护今日之文体者,不通之论也。厘正文体乃以尊四书,变通流弊乃以符旧制。其为事至顺,其图变至易,其所关至大,其收效至神。”[23]
    这是康有为在1898年农历6月1日替杨深秀拟订的《请厘定文体折》,而在此之前,康有为在面见光绪皇帝的时候,就废八股已经达成一致。康有为的这个观点,在这一年春天的强学会上,他还作过一次讲演。
    八股文这种文体,形式主义太强烈,在纪晓岚的年代,他还可以讲心术训练,但到了近代,中国饱受列强侵袭,国将不国,原来的这种慢悠悠的循规蹈矩作风,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对人才的急需。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八股弊端有二,“能使天下无人才,一也。即有人才,而皇上无从知之,无从用之,二也。”八股文在首次科举制改革中就落马毙命,决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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