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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据学可以说是一种方法上的革命。人们用这个方法来整理资料，追溯以前的思想。考据学最初的出发点和后来的结果不一样，学者本来是希望借此来恢复经典材料的真面目，但是从宋朝追溯到汉朝，汉朝追溯到周朝，最终追溯到哪里？圣人吗？问题是，圣人就是圣人、《五经》就是《五经》吗？大家想恢复历史真面目，但这一目的真的能实现吗？考据学分析是要复古，后来到了19、20世纪态度不一样了，不是复古而是疑古了。从复古到疑古，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方法上是延续的。中国的顾颉刚等学者，虽然是近代的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但他们受考据思想的影响很大。我们要了解，18世纪的考据学是为了复古而非疑古，但问题是结果出乎意料，他们没有预料到，用他们的方法发现经不再是经，圣人不再是圣人。这一点我们现在用“后见之明”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当时并不理解。 记者：刚才您提到了西方传教士，很多学者认为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近代西方科学，这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您的上面对考据学的看法可以看出，您是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这个问题，把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认为考据学的兴起、研究方法的革新，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真正原动力，而西方近代科学对其影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催化剂。 艾尔曼：对，科学在中国自古有之，后来受到西方影响并与西方科学结合起来。西方的自然科学，中国人解读为格物致知，认为西方人的格致与中国人的格致是一样的。那个时候西方传教士是天主教的，他们的知识还不是近代科学，而是用12世纪的希腊哲学来分析一些问题。例如他们有四元性的看法，用四元性来分析一些现象，这与中国的五行说有相似之处，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中西科学体系是可以协调的。中国人认为金、火是可靠的，西方人则认为水比较重要，对此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学术争辩。当然，我们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争论，知道他们其实都错了。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两者之间的沟通，他们探讨的不是近代科学而是当代科学，他们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科学。我们现在对科学的定义，可能会在100年或者200年后被再次否定，每个时代都有其局限性。 天主教传教士之所以提倡与天文学、医学有关系的新学问，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知识在中国会受到欢迎。他们也曾到过其他的一些地方如日本，发现那里的人对这些知识不感兴趣。于是他们就想把这些知识教给中国人，以便赢得他们的尊敬，为传教活动创造便利。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战略。虽然传教士认为中国人对五行、阴阳、无极和太极的看法是不对的，但是他们也认为，为了与中国人交流、沟通，就要和他们辩论，并向他们传授西方的自然科学。所以当时西学与中学之间并不缺乏沟通。当时西方在政治军事方面并不强大，所以这种学术上的沟通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西方人不和中国人讨论、争辩，这些传教士就会被赶走，这与19世纪完全不一样。因此可以说，面对最先传到中国的西方科学，中国是可以说不的，是有选择要或不要的自由的。 19世纪，这一状况被改变了，那时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当时的西学已是另一种西学。而18世纪耶稣会士与中国讨论的东西并不是现代科学，而是近代的自然学。当时西方也还没有科学，他们称作“scientia”，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综合的产物。中国人翻译成格致，认为这与中国的传统一样，是对“理”的认识。因此，耶稣会士与中国人的沟通是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很有意义的事件。 “西学中源”的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特征 记者：谈到中西文化的碰撞，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艾尔曼：“西学中源”是指，有很多东西是从汉唐传到西域去的，如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都是通过阿拉伯传到西方，但西方人却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从中国来的。后来耶稣会士来到中国，中国人发现他们带来的很多东西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只是以前没有注意。于是一些中国人提出，可以把他们再次恢复起来。比如钱大昕、戴震他们看了传教士的数学，发现这与中国的天文书等有关系。他们这种“恢复以前的”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另一方面，当新生事物来到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必然面临一个问题：中国人会接受吗？那么通过“西学中源”，接受起来就相对容易了。中国人需要改革，但是通过直接否认自己来学习西方的这条路径是走不通的，因此通过承认西方是进步的，但源头来自中国，这种迂回的方式可以使改革的阻力变小。所以这个说法自明朝末年到乾隆时期一直很流行。到19世纪末，这种说法被日益放大，最后变成什么都是源于中国了。“democracy”（民主）是从《周礼》来的，“赛先生”和微积分也来自中国。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人们开始觉得中国的“西学中源”是没有道理的，认为中国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西方的，这时观点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日甲午战争是个转折点，之前很多人持有“西学中源”的观念，但之后的革命家、改良家就开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一概否定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什么都不如西方。“西学中源”的出现及变化都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反映了中国的自信心以及后来这种自信心在遭受列强挫败之后突然丧失的历史过程。 科学在科举考试中不占重要地位 记者：总体上，科学在科举制度中占有什么地位？ 艾尔曼：科举制度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宋朝时候，虽然它是以程朱思想为主，但仍有很多算学方面的东西。但是到了明朝，在策论里面有很多内容与数学天文学等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到明朝末年发现日历不对，差了一两天，这样吉凶就都不准了，所以从策论中我们发现科举制度还是保留了自然科学的一些问题。这在清朝被延续下来了。19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科举制度开始受到西方的影响，这时是可以把科学的内容放在科举考试里面的。到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即1901年后，科举制度又有了很大的改革，甚至可以说义和团前后的科目发生了很大改变，此后科目新增了很多格致学方面的内容。因此，科目要是能被进一步改革的话，科学不但会被放进去，还会占很大比重。 1901年到1904年的科举有很多问题是与国家、世界政治有关的，最后才是《四书》、《五经》的问题，这时的科举已经被改良了，但是太晚了，那时大家觉得要全部废除。后来上海有格致书院，其考试都与科学有关。当时有很多人在江南制造局工作，他们利用格致书院的考试，通过文章比赛等写一些科学方面的东西，这些清朝末年的人中有很多在后来影响了学术界。但从总体上来说，科学在科举里处于二流、三流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甚至被边缘化的，虽然到了清朝末年忽然发生了很大改观，但为时已晚。历史的潮流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无可扭转。我认为这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革命家希望利用这一潮流，改革一切东西，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革命的逻辑压倒了改良的方案，这是当时历史的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