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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不少人批评科举制不平等，因为它不允许占半数人口的女性报考，似乎妇女无权参政就是科举的错。这实在是冤枉了科举制，妇女无权参政并非科举的罪过，而是传统社会的官僚结构使然。（注：刘海峰：《为科举制平反》，《书屋》，2005年第1期。） 不是我们的祖先没有创造性，不是我们的先民故意限制女性报考。无论古代科举制度的创制者或改革者再有创意，也不会将女性包括到考生中来，因为在父权时代或男权时代，各级政府中本身就没有设女性官员，科举怎么会去招考女性呢？ 古人也不是全然想不到要为女性开辟科举的途径，例如，清代有《女开科传》的小说构想出专门的女性科举，清末小说《续镜花缘》也构想出武则天开女子科举直至发榜的情节。当太平天国政权中设有女性官员时，便有关于类似女子科举的记载。只是一般情况下，传统社会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政府中没有女官，科举自然不会招考女生。其实，很多批判科举的说法都不太全面。 在分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科举制成了替罪羊，似乎一切都是科举的错。长此以往，科举在许多人心目中已成了一个丑恶的名词。当要说某一种考试或机制不好时，说其“变成了科举”便已足矣，便是很重的批评。许多人对“科举”一词避之惟恐不及，即使有人不再将进士和举人视为贬义词，偶尔比附一下，也多会遭到激烈的抨击。 例如，2003年8月，北京西南部门头沟区灵水村举办“举人节”（又称举人“金榜”文化节），试图通过此活动募集资金修缮已经濒临坍塌的大量珍贵古建筑，结果招来许多媒体的冷嘲热讽。2004年夏， 北京安定门街道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合作，准备将1978年以来各省的高考状元大名刻录成碑，立在北京孔庙中，与198块元、明、清三代进士碑比肩而立。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有的人认为这是足可诧异的奇事，认为“不要看科举制度废除了百年，但科举之历史幽魂，借得高考制度的皮囊，继续缠绕在国人的心头”；“百年之后科举精神又借尸还魂，木乃伊归来了。”（注：许纪霖：《高考状元碑背后的科举幽魂》，《南方都市报》2004年9月15日。）在激烈的批判声中，该计划当然只好作罢。 由此事件，可见“科举”一词的杀伤力之一斑。 在政治左右学术的极左年代，对帝制时代的许多方面都加以批判，但文革中的科举批判观却与清朝末年出奇地一致，而且，对批判科举的激烈程度还变本加厉，以至登峰造极，把科举骂得一无是处。 在对科举一片责骂声中，情绪淹没了理智，成见代替了判断。然而，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多年后，许多人对科举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朝末年或文革时期，以为科举是一种坏透顶的制度。在科举制废止一百年后，是应该走出盲目批判科举制的时代了。 三、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过去的一个世纪，虽然总体而言可以称之为将科举妖魔化的时代或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但还是不断有一些人称赞过科举制，而且其趋势是离科举越远，对科举制的评价越为正面。此一趋势发展到2005年，量变终将引起质变，中国必将与先前的韩国一样，终结盲目批判科举的时代。 韩国历史上模仿中国，实行了九百余年的科举制。科举制的利弊影响在韩国古代社会与中国基本一致，也有许多人批评科举制的弊端。在1894年废止科举之后，虽然不像中国那么激烈，但总的来说也是批判的多，研究的少。到后来，便出现深入研究多，盲目批判的少，肯定的多，否定的少。在看到科举制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科举制的积极作用，并将科举制视为韩国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来对待，因此1994年韩国才会在科举百年之际再现科举盛况。 实际上，“科举考试所创设的公平竞争机制及其彰显的平等精神，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科举文化的精华所在。”（注：张亚群：《科举学的文化视角》，《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6期。） 我们对中国先民历经千年传承实行的科举制，应有一定的尊重。只有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对其作出理性而全面的判断。清末废科举时的批判言论，有不少是高度情绪化的、以偏概全的。后来许多人对科举制的批判也只是人云亦云。例如，关于科举是否能够选拔真才的问题，人们往往举出蒲松龄多次乡试未中来说明科举压抑或遗漏人才。 其实，许多个案千差万别，个别不能否定一般。1882年，有位西方人便指出：“在科场失意者中，也经常能发现那种颇有文学才能的人，著名的《聊斋》作者即是一个明例。必要之时，他的不幸遭遇总被人们作为那种富有才华而未能在科考竞争中出人头地的榜样，不厌其烦地引用。毫无疑问，也有许多颇具管理才能和其它才能的人也经常被命运作弄，在个人生活的道路上走着一条同样失望的路。但就全局而言，竞争考试的结果还是对社会有利的。”（注：H.A.Giles，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London，1882，p.255～25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