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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人获《坚瓠集·秘集》卷五有《必然偶然》一则，是一篇富于象征性的文字： 新安张山来先生《忆闻录》：吾邑某生从师读书山中，一日徒问其师曰：“读书欲何为？”师曰：“为科第也。”某曰：“科第亦偶然耳，安可必乎？”师曰：“读书以搏科第，乃必然者，何谓偶然？”后师徒二人同登贤书，各建一坊。师题曰“必然”，徒题曰“偶然”。历年既久，“必然”者圮于地，而“偶然”者尚无恙云。[28] 无疑，这是一篇寓言，世界上不会有为一句争论而建坊唱对台戏的师徒。然而读书为科第的目的性一旦陷入“必然偶然”的泥淖之中，就有可能失去对广大士子的巨大感召力与吸引力，师徒二人的争论，其实就是科举取士制度下读书人矛盾心态的真实反映。师傅所立“必然”之坊的倒塌，暗示出读书人的心理天平更倾向于“偶然”这一命题的事实。“偶然”之坊正是左右读书人心态的象征物，因而“无恙”，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与之相关的应试心态诸如命数观、果报论、堪舆说等等，其盛行于读书人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命数观是读书人思想中一个较为普遍的存在，特别是在久困场屋的读书人中更有市场。孔夫子尽管“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但子夏所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也分明代表了孔子的思想(《论语·颜渊》)。至于孔子，他自己也说过“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一类的话，更下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的断语。命数观在孟子那里表述得更为明确：“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明清读书人从事八股举业者，《四书》为日习月诵，难免受其思想影响。科举时代的广大文人，对于命数观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往往将之作为聊以自慰的解释。明代归有光在《王梅芳时义序》一文中，发挥“梅芳论人之命运，穷达早晚，皆有定数”之论，认为：“夫人之所遇，非可前知，特以其至此若有定然，而谓之数云尔。”[18](P49-50)。可见自古以来命数观在读书人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地位。 鲁迅曾对命运说加以剖析说：“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29]将科举考试成功与否完全委之于命，对于中式者而言因木已成舟而无须深论；然而对于久试不售者却有莫大的心理安慰作用，至少可以证明自己并非低能，考不中不过是命运的捉弄使然，也许下一次就会得到老天的青睐。如此一想，自己似乎就可以安然了，心理也就达到了平衡。袁枚算是少年得志者，并当过乡试、会试的考官，因而对科举命数自有看法。乾隆九年(1744)，袁枚作为某乡试的同考官参加阅卷，写有《分校》一首古风。作者在诗中透露了“朱衣可得点头无，偷眼还看主司面”的录取情状。作者发现一考生的试卷优秀超群，欲荐于主考，然而“主司摇手道额满，怪我推挽何殷勤。明知额满例难破，额内似渠有几个。狱底生将宝剑埋，掌中空见明珠过”。于是，作者发出了“吁嗟乎，科名有命文无功”的叹息[30]。这是从乡试同考官口中道出的实情，无怪乎命数观在落第文人中大肆蔓延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南闱乡试榜发，袁枚回思三十年前自己北闱乡试中举景况，不禁悲喜交集，写有《戊子榜发日作一诗寄戊午座主邓逊斋先生》五古一首[30](卷二一P494-495)，淋漓尽致地写出参加乡试者的诸多复杂心态。开首十句描写应试诸生延颈企盼与悲喜景象如画：“九月十一日，戊子秋榜悬。门外车马走，彻夜声喧阗。群官一帘彻，诸生万颈延。得者眉欲舞，失者泪涌泉。恐此得失怀，贤圣难免焉。”诗中描写自己中举则云：“苦记戊午岁，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昏黑奔跹跹。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觥觥邓夫子，两目秋光鲜。书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渊。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权。敢云时命佳，时命谁究宣。父母爱儿子，不能道儿贤。惟师荐弟子，暗中使升天。”现身说法，感谢邓座主之识拔，的确是真情的流露，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嘉庆间，科场屡屡败北的缪艮撰有《文章游戏》一书，其中《乡试诗》一诗，道出了无数不得鱼跃龙门者的苦衷：“庚也科来辛也科，无人不想吃天鹅。须知时运亨通少，到底文章遏抑多。试帖墨试徒刻苦，桂花明月暗消磨。笑看济济英才士，任尔才高奈命何？”这是与科名无缘者的唱叹，联系上述袁枚所言闱中考官录卷之状，士子的所谓命数观就实在难以用“迷信”二字加以概括了。清代末年有署名孑厂的《科场概咏》诗多首，其中《抽换》一诗有题注云：“凡书榜，临时发觉朱墨不符，或有大疵者，则于各卷中抽补之。”这一填榜操作程序也许是随意的，但针对于某一考生而言，不幸见黜或侥幸获隽，也犹如博弈一样具有了相当的偶然性。其诗云：“上枝重见落花红，茵浊无心一霎中。科举虽微天意在，此中有命有阴功。”[31]因卷面突然发现违例而遭抽换，可以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无论抽下或换上者，都一定会对此发出命运或功德的思索与猜测，这又是读书人心态的必然。 将科举与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老于场屋的文言小说家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反映尤多。如《素秋》一篇有书中蠹鱼化为书生应考情节，此书生文才之高无与伦比，但乡试却屡屡不能中式，于是他为此悲伤而逝。“异史氏曰”就此评论说：“管城子无食肉相，其来旧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坚。宁知糊眼主司，固衡命不衡文耶？一击不中，冥然遂死，蠹鱼之痴，一何可怜！伤哉雄飞，不如雌伏。”[32](P1101)这一番议论分明是夫子自道式的辛酸之语，其间有关命数之论也代表了作者的真实想法。《司文郎》中的宋生劝慰落榜书生王平子说：“凡吾辈读书人，不当尤人，但当克己。不尤人则德益弘，能克己则学益进。当前踧落，固是数之不偶；平心而论，文亦未便登峰，其由此砥砺，天下自有不盲之人。”[32]这一番议论可视为作者自慰之语，他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并就此沉沦，而是总希望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可以说，这是众多读书人屡败屡战的精神动力，从而显示了读书人对科举一往情深的执著心态。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在蒲松龄的诗文中，我们也能随处发现这一执著心态的踪迹。作者把科场失意归结为“命数”的同时，又对未来无限憧憬：“盖当鸿隐凤伏，斥鴳得而笑之，而不知一朝发迹，阊阖可叫而开不难也。”[33]他的幻想无非是一朝时来运转，得到考官的青睐而一鸣惊人。在《试后示篪笏筠》一诗中，蒲松龄如此教诲其子弟：“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文字即擅场，半犹听天命。矧在两可间，如何希进取。”这是一首五言古诗，写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蒲氏时已六十三岁。作者对赴试铩羽归来的三个儿子大加训诫，他一面大骂考官的心盲目瞽，哀叹天命的难违；一面又勉励他们奋力挣扎，以求得“万一”的机遇。在作者看来，自家的文章若只在“两可”之间，就连天命也靠不住了；只有依靠自身的努力将文章作好，才有听凭命运摆布的资格。该诗最后以“不患世不公，所患力不努”来结束，这与他在《喜立德采芹》诗中所云“天命虽难违，人事贵自励”的态度毫无二致。 总之，科举制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在封建社会的实行，自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在地方上举足轻重的绅士阶层，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在帝国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在科学日益昌明的新形势下，科举八股显然已经穷途末路，难以继续走下去了。然而中国的科举制曾经影响了周边的一些国家，如日本对我国唐朝科举的借鉴③，高丽科举曾实行于我国五代以后，占城、安南的科举也在我国元明时期有迹可寻④，都是事实。也有一些研究者将英国等欧洲国家实行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ant)来比附中国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甚至径称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国的文官制度，其实两者从社会基础、产生原因到内容实质，皆难以同日而语。如果仅从“择优录取”的考试形式来考察两者，显然有失片面。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是这一制度实施的保障，君主专制则是这一制度超越朝代得以延续的基础。科举制虽不与封建制社会相“始”，却基本与封建社会相“终”，这已足以表明它的适应范围。欧洲诸国的文官制度是资本主义发展下的产物，如英国的文官制度，其真正建立是在19世纪中叶，尽管这一过程的发生还可以追溯到东印度公司的官制改革。英国的文官制度是在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统治的斗争中确立的，在这一制度下，文官并不随其政府内阁的更迭而进退，属于常任制。但文官仅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即只担任常务次官以下的政策执行官员，而决策官员是要通过选任的。这无疑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多党竞争体制下政策的延续性，并保证了政府换届过程中的工作效率⑤。中国科举制为士人所提供的是跻入中央决策圈子——宰辅的可能，以及金字塔形官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科举是维系这一官僚结构的有力纽带，其中并无所谓事务官与政务官的明确划分。从教育方式讲，中国科举制度属于通才教育，它所选拔出的人才并非某一方面的专家，这与英国文官制度的通才教育形式相近，但由于两者实质内容不同，可比性就不强了。 讨论科举制度，就不能无视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清末废科举后，欲行“新政”，《清史稿·选举志八》言及“新选举”有云：“昔先哲王致万民于外朝，而询国危国迁，实开各国议院之先声。日本豫备立宪，于明治四年设左、右院，七年开地方会议，八年立元老院，二十三年遂颁宪法而开国会。所以筹立议院之基者至详且备。谨旁考各国成规，揆以中国情势，酌拟院章目次，凡十章。”[5](P3248-3249)文中之“院章目次”当谓《各省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的草案，向欧美政体看齐的设想已较戊戌变法的内容激进了许多。抛开其中“古已有之”的耀祖、法祖意识不论，其间有多少真诚虽值得怀疑，但终究有了目标，不过武昌首义的枪声随即结束了这一设想实践的机会而已。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精神，建立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五院制政府，考试院掌握考试权，下设考选委员会与铨叙部，分别掌理文官考试与公务员的铨叙，设想极其周到，其中吸收了科举考试传统资源的合理因素，但推行举步维艰，部分原因即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⑥。2005年，中国迎来了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的“百年祭”，学界既不乏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不乏极力反对为其招魂的议论。有论者引用孙中山《五权宪法》中语，认为：“孙中山曾充分肯定科举制‘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西方人将之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⑦如果不局限于科举制具体的是非功过问题，仅抽象地考察其“择优录取”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原则，不言而喻，这一原则可以为今天所借鉴者正多，不容忽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