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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庄子》的文辞，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比较中肯的评价：“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近代学者马叙伦在《庄子·义谊序》中称之为“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中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郭沫若也在他的《今昔蒲剑·今昔集》中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拨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安徽已故的历史学家李则纲教授也在《安徽历史述要》一书中说“庄子的文章，汪洋恣肆，说理达情深浅俱妙。”庄子的行文，“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刘熙载《艺概》) 庄子的语言不仅直率质朴，豪放不羁，而且有一种散文诗般的节奏与韵律，如《齐物论》中约有三分之一的篇章句式整齐宏丽，韵律和谐，铿锵悦耳。除此之外，还有错综变化的句式，以突出其整齐之中的参差错落之美。如他写天簌、地籁、人籁之发，各如其分，恰到好处。其语言的错综缠绕之美、豪迈奔放之势，音节的一唱三叹之韵，境界的飘忽起落之态，令人读之如感迅风铺天盖地而来，让人惊诧于刹那间的畅快淋漓，让人感悟到其中的疏落有致，神姿必现，壮观气派。真可谓“戛戛独造，摇曳生姿”。 庄子文笔淡远，文思玄邈。如庄子写“虚己以远游”时说：“君其谚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庄子·山木》)这和庄子《徐无鬼》篇所谓“夫逃虚空者，藜藿柱乎鼠生鼬之径，踉位其空，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亲戚之声颏其侧者乎”同为憧憬未来，渴求友情的绝佳语句。庄子于此用淡远之笔、幽渺之思写出了他含蓄的怀友念友之情。我们不禁会想起李白的众多赠答友人的诗句，如《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更贴近《庄子》意的还有《蜀道难》：“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山岩不可攀。”最具庄子淡远含蓄的念友之意的应该是那首五律《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依两三松。”此时如有“闻人足音”之类的事情发生，我们的诗人该是多么的“跫然而喜”呀!苏轼曾深有感触地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铬》)由此可见，庄子的确开启了后世文人文心文境的无限法门。 刘熙载曾说，《庄子》一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艺概·文概》)足以看出《庄子》一书奇特的场面，生动的形象，直率而洒脱的纯真语言，豪迈而奔放的气势，虚幻飘渺的意境给人们所带来的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少年时期的李白在读《庄子》的时候，不会不“与之俱化”，潜移默化的滋养成就了李白为人处世甚至行文的风格。当然，我们在此只是猜测，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二者之间的师承关系，我们只想找寻二者之间的共性与联系。其实，二者作品最大的共性应该是贯穿各自作品本身的一种追求，那就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书中有《逍遥游篇》最能说明问题，而李白的诗歌在末一句总会流露自己的感慨或追求。只要你稍加留意，你就会注意到李白诗歌的一半以上的末两句或一句以“游”或游意作结。从中你能体会到李白追求精神自由的迫切心情。同时，在《庄子》的其它篇章中，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的主旨也是随处可见。同样，纵观李白的诗歌，你也会不由自主地为其中的精神自由、精神放逐所感染。这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共性，也是本文将在下一篇中涉及到的实质性的问题。 多情的诗人与哲人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放逐了自己的精神于无穷无涯的天际之中，使本性自然而解放地存于天地之间，摆脱了一切束缚和羁绊，希望美好世界的降临，希望世人觉醒，以使战乱纷争、不平污浊之气消失怠尽，还天下以清明，还世界以美丽，还人心之纯净。李白的“观化入寥天”、“一樽齐死生”与庄子的“物化”与“逍遥”有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下文“漫游篇”中将会更深入地探讨二者之间最大的共性——精神放逐的社会根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