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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大体而言，特别是清代，八股文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几个部分组成。其中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四个部分各自须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共成八股，此即其名之由来。 八股文的命题取自《四书》与《五经》中的文句。仅取一句为题者称“小题”，主要用于乡试以下的考试。取几句、一章或几章文义为题者称“大题”，用于乡、会试。所谓大题、小题，只可约略言之，还有所谓“枯窘题”、“援引题”、“横担题”以及上述“双扇题”、“三扇题”等等，花样繁多，不一而足。据清代高塘《论文集抄·题体类说》统计，共有48类之多。最莫名其妙者称为“截搭题”，即分取《四书》中的个别成句，重加组合，搭配成题。其中又分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多种，可谓五花八门。 作八股文，应试者首先要用两句话总括点明题义，这就是“破题”；接下用四、五句话引申“破题”之义，谓之“承题”：以下再用几句或十几句话概括全体，议论开始，谓之“起讲”，这里须讲求文字的起承转合。“入手”以一、二句或四、五句过渡到正式议论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大部分。中股乃文章的核心，至关重要。四部分共成八股，必须结构相同，两两对仗，妥帖工稳(虚字可以重复)，其他部分则用散体。启功有《说八股》一文，曾以旅行社导游向游客介绍游览北京的“燕京八景”为例，说明八股文的结构形式，言简意赅又不乏风趣，迻录如下： 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八景是本市的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承)，“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都很方便”(讲)。a景、b景(提比)，“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c景、d景(中比)，“卢沟加了新桥，蓟门换了碑址”(后比)，“今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9] 清乾隆十六年(1751)所定燕京八景，“太液秋风”在中南海中，早已谢绝参观；“金台夕照”旧址迷失①：其他六景即“居庸叠翠”、“琼岛春阴”、“西山晴雪”、“玉泉趵突”、“卢沟晓月”、“蓟门烟树”，尚不难见到，所以“收束”云“六景全都看了”。这番释义通俗明白，文中所云“提比”、“小比”、“中比”、“后比”，即略相当于前述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大部分，称谓有所不同而已。 八股文的字数随时代每多变化，明代《四书》的题目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五经》的题目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愈写愈多，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1778)，始规定每篇八股文不能超过七百字，以后即奉为定则。这些仅就八股文的形式而言，其内容也自有一定之规。行文自“起讲”开始，就须“入口气”，即代圣人孔子或贤者孟子、朱熹等人的口吻说话，谓之“代圣贤立言”。至于代言的内容，也不能凭空捏造或搞乱了时代，只能依照“朱注”的文字加以构思，若天马行空，自由发挥，必遭黜落。 对于八股文这种功令文字，明清两代文人不乏赞誉者。如明代赵南星曾说：“文各有体，不容相混，今取士以时艺，言古无此体也。然主于明白纯正，发明经书之旨，亦足以端士习，天下之太平由之。”[10]他将天下太平与八股文联系在一起，可谓称赏有加。明代主张“性灵”的公安派领军人物袁宏道，常将八股文章与文学创新等量齐观，他在《诸大家时文序》中甚至说：“独博士家言，犹有可取。其体无沿袭，其词必极于才之所至，其调年变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机轴亦异，二百年来，上之所以取士，与士子之伸其独往者，仅有此文！而卑今之士，反以为文不类古，至摈斥之，不见齿于词林。嗟夫，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11]所谓“博士家言”，即谓学中生员从事科举必须学习的八股文章。明代“前七子”李梦阳等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拟古风气弥漫于朝野。袁宏道以时文反对拟古风气，借题发挥，用“与时俱新”来抨击“泥古不化”。这种斗争方式在李贽的《童心说》中也有反映：“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12]袁宏道另有一篇《时文叙》，撰写于此后三年，内云：“举业之用，在乎得隽。不时则不隽，不穷新而极变，则不时。是故虽三令五督，而文之趋不可止也，时为之也。”[11](P704)也从一“时”字立论，见其趋新求变之思想。在明代，古文的好手也往往是八股文的大家，如归有光、唐顺之等皆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在明中期以后几成文人共识，茅坤《复王进士书》即云：“举子业，今文也：然苟得其至，即谓之古文亦可也。”[13]明清人对八股文持批评态度者不乏其人，但钻研其写作技巧，以求文章出奇制胜得一第之荣者也大有人在。袁宏道以及前后“七子”拟古派中人，大多属于凭借八股文掇拾青紫者，以之为利器攻击拟古派的主张，自然而然处于无可辩驳的强势地位。清代焦循《易馀籥录》卷一五曾将明代八股文视为堪与唐律诗、宋词、元曲并列的“一代之所胜”的文体，阮元更将唐以诗赋取士与明清以八股取士作过一番比较： 唐以诗赋取士，何尝少正人？明以《四书文》取士，何尝无邪党？惟是人有三等，上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皆归于正。下等之人无论为何艺，所取亦归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书文》囿之，则其聪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诵习者惟程朱之说，少壮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笃谨自守，潜移默化，有补于世道人心者甚多，胜于诗赋远矣。[14] 阮元(1754-1849)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为清中叶的学界闻人。他对八股文的认定自出于宦达者的立场，将八股文与维持世道人心、巩固封建统治联系起来看，的确道出了这一文体的封建主义属性。 有清一代对八股文深所诟病，持尖锐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清初顾炎武等大思想家，对八股文之弊看得较为清楚透彻，此处不赘言。写八股文极见才思，十二岁进学，二十四岁中进士的袁枚，对于八股文的态度却较为复杂。其《随园诗话》卷一二记述当时名医徐大椿的《刺时文》道情，认为此道情“语虽俚，恰有意义”：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15] 这篇道情诗将八股文骂得体无完肤，袁枚将之录入《诗话》，是有一定同情感的。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的态度最为坚决与鲜明，《儒林外史》中那些热衷八股制艺、利欲熏心的读书人，一个个都不学无术或面目可憎。操八股选政的马二先生虽敦厚有馀，却全无生活之趣，初游杭州，西湖美景全不上心，一路上无非是吃与喝时在念中，一派迂腐之态(见第十四回)。而那个中举后又考中进士的范进，竟不知道苏轼是哪朝人(见第七回)。小说讽刺八股愚人，可见一斑。 道光间杨文荪为《制义丛话》作序，曾总结说： 重之者曰：制义代圣贤立言，因文见道，非诗赋浮华可比，故胜国忠义之士轶乎前代，即其明效大验。轻之者曰：时文全属空言，毫无实用，甚至揣摩坊刻，束书不观，竟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先后、字书偏旁者。故列史《艺文志》，制义从未著录。[14](P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