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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与“科举”两个概念基本相同，但又略有差异。宋以后科目通常指科举制度，但也可以指汉代的分科目察举人才，科举则专指隋唐以后科举取士。例如，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八《选举》说：“科目肇于汉，兴于隋，著于唐而备于宋。”而在《山堂考索》别集卷一九《士门·科举》中则说：“科举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可见，在章如愚的眼里，科目(分科举人之目)始于汉代，但科举制是始于隋代，具体来说便是隋炀帝开始设置的“科举之法”，这里的所谓“科举之法”当然就是指进士科的举送考试办法。元代陆文圭在《墙东类稿》卷四《选举策》中也说：“科目之弊，极矣。天朝神武，混一区宇，科场条贯，废格不用，一扫场屋向时之弊，士始知有务内之学。……以千余年科目之积弊，而骤革于今日。”从元代往上算千余年，当是汉代，其意思则为汉代便有科目了。《续文献通考》卷四八《选举考，荐举》元代部分载：“许纳曰：科举之法，实始于隋唐，后世因之。而科举益盛，然科举与辟举之法并行，故唐之人才为盛。”其意思与章如愚所言如出一辙。唐宋时人说贡举始于汉、进士科始于隋炀帝两者并不矛盾。王安石《王文公集》卷三二《取材》曾说：“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 《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六五《科举部汇考》注云：“按科举自隋始，历代以来沿革不同……其汉魏六朝贤良、孝、秀则另人乡举里选、荐举或征辟、对策等部。”并以《通鉴纲目》的记载“炀帝大业二年始建进士科”作为首条，即以此条记载作为《科举部》的起始。可见在清代，科举的概念已清楚地将进士科举与其他科目的贡举区分开来。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科举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清代以来科举的概念。之所以会将隋唐宋初时期明确称为“贡举制”的科目取士也称为科举，那是用清代以后的眼光或观点去反观唐宋时期，而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隋炀帝建立进士科。否则为什么明清以来人们不将汉隋之间贡举也称为科举？ 贡举是介于察举和科举之间的一个概念。察举不一定有考试，贡举通常有考试，科举则主要依靠考试。隋代以前的贡举考试多为合格考试，科举则通常为竞争考试。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五《选举，科举》二《隋进士科》也说：“炀帝置进士科(孝廉、秀才，犹有乡举里选、诸侯贡士之遗法。至隋炀帝始变之。炀帝置进士科，犹试策而已，唐刘思立加试杂文)。”王应麟将进士科与过去的孝廉、秀才科贡举区别开来，主要根据是隋炀帝设置进士科举时有所变革，已开始逐渐摆脱乡举里选的办法，也就是更多地依靠考试。朝鲜史籍安鼎福《杂同散异。正百官》论“选举科举诸法”时也说：“隋置进士科。臣按：后世进士科始此，专以文词试士也。……至是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宋以后人们说的科举就是指进士科举。有的学者认为不能用宋朝王安石变法后进士科逐渐取代其他科目，成为后世唯一的科目作为标准。但问题是宋以后绝大多数人所说的科举恰恰就是进士科举。若以“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为标准，那么隋以前的明经科已经按考试成绩定去留，就已经可以算是科举，因为明经科由其自身考试的内容和方法所决定，是一种较为客观和刻板的考试，基本上依据考试成绩来录取而很少人为因素的介入。而唐代进士科不完全以考场成绩定去留，反而不是科举了。因此，不论是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还是用“以文取士”(不限于试卷成绩，还兼采文学誉望)，两者都无法涵盖从隋唐至明清科举的所有情况。科举制的诸多特征是经历漫长的过程才逐渐形成的，但要定下一个起始年代，必有标志性的创制，而真正具有标志性意义且与历史上“科举”一词相符合的，只有隋炀帝创立进士科这一历史事件。 四、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 关于科举制的起源或起始时间，学术界异说纷呈，达十余种之多。因为对科举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错误。但与此相关的进士科的具体设立时间，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的只可能有一种，其他各种说法必定有误。 弄清楚进士科或科举制创设于哪一朝皇帝哪一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另外，科举始于开皇七年(607年)说实际上根据不足，但流传多年之后，影响广泛，甚至连国际上权威百科全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可以说已经到非辨析清楚不可的时候了。 开皇七年说的始作俑者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其实，宫崎市定对科举起源和房玄龄的科名出身问题并未作深入细致的考辨，没有举出任何那怕是间接的史料来证明进士科始于开皇七年。他只是将邓嗣禹首先发现的房玄龄科名与年龄存在矛盾的史料，用来解释开皇七年始建进士科说而已。但这一史料至多只能推论进士科可能出现在开皇十五年(595年)或十六年(596年)，而无法证明是开皇七年。尽管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论述房玄龄是开皇年间的进士，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将房玄龄定为开皇年间进士出身是有问题的。台湾学者张宝三认为，两《唐书》所云“举进士”，“进士”是否为隋文帝开皇时实有之科目名称，尚难确定。两《唐书》一修于五代，一修于北宋，述事而以后代制度例之，亦非无可能。杜牧所说房玄龄为进士亦难遽信；《梁彦光传》所云参加“宾贡之礼”者不可能是进士，而是孝廉或明经。由此推测《房玄龄碑》中的“俯从宾贡”，也是举为孝廉或明经。对于开皇七年说的内在矛盾，笔者《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辨之已详，于此不再细论。 《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载：正藏“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这条史料是同时载明进士科与秀才科，表明并非以“进士”来指代“秀才”，非常有力地证明隋炀帝大业年间进士科的存在。 在辨析隋唐之际进士、俊士、秀才等科目产生与存废问题时，由于史料不多，在历史记载不够全面细致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需注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以常识、常情、常理去考察、分析和推断。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中有时应该留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他指出：“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传之，故能注意者鲜矣。”从发掘“消极性质的史料”的角度思考，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古代所有学者都说是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却没有人说进士科是隋文帝所创立？特别是去隋不远的唐五代，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么多精通贡举历史的人士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说法？历史上没有关于隋文帝与进士科有关系的任何记载，在古代特别是唐代没有任何人否认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此等重要的“消极史料”，昭示出这一历史事实：进士科是隋炀帝创立于隋炀帝时而不是隋文帝时。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科举研究甚深的邓嗣禹虽然首先发现了房玄龄的科名与年龄的矛盾问题，却没有说是隋文帝首建进士科，而是怀疑房玄龄“年十八举进士”等历史记载恐有伪脱。读书要读空白处，从字里行间往往可能看出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 明确进士科为隋炀帝所创置，接下来必然要进一步探究具体为隋炀帝何年。近年来，一些研究隋唐科举制的专家已越来越将焦点集中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最早提出大业元年说的学者是陈直，1963年，他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记“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只是陈直未能落实大业元年的具体月份。1996年，笔者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初步提出进士科应始于大业元年闰七月(与复国子学同时)的论点。2000年，我在《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中又进一步详尽论证了该观点。高明士较早时赞成开皇七年说，认为“宫崎市定的这些看法，堪称卓见，尤其指出科举起源于开皇七年，而且断定当时的科目有三科，实是莫大的贡献。”不过，他也不认为隋文帝时已设进士科，但有其前身的“宾贡科”，连同秀才、明经共三科，并认为两《唐书》为玄龄做传时，采用当代用法，但将碑志的“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开皇七年所建立的是“宾贡科”，此“宾贡科”到大业三年改为进士科与俊士科。1999年，高明士在《隋唐贡举制度》一书中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隋炀帝“又变前法”设置进士科与俊士科的时间可能在大业元年，而定于大业三年的令，并说“炀帝‘变前法’(此处之法，指贡举科目制度)，也可与‘复开庠序’措施同视为文教措施之一”。并参考陈直关于进士科起始时间的考证，认为“进士科之建制，自以大业元年为是”。 考察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的具体时间，当联系其恢复国子监的举措。隋代和唐初，科目的设置与中央官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国子监六学便与六个贡举常科相对应。唐初乡贡进士绝少，进士多数来自官学毕业生。尤其是俊士，更是与学校密不可分。《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言“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其中“俊”即俊士，指汉代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本来“进士”和“俊士”这些科第名目最初就是与学校教育相关联的。《礼记·王制》说：“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这是有关科举制度渊源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不管它是先秦的记载或是汉代的追记，至少这是最早出现“俊士”、“进士”名目的中国载籍，而隋代设立进士科的古本依据便是《礼记。王制》的这段记载。这一国学造士和论升进士的过程，实际上是当时高等学校培养学生和选拔毕业生的过程，它与乡论秀士、司徒推选俊士的阶段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隋炀帝创立选拔俊士考升进士的做法既以《礼记·王制》为蓝本，则与恢复国子学在同时进行是很自然的事。 另外，韩国科举史上有“司马”的科名，这是模仿唐代的制度而来。韩国史籍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类，进士”载：“芝峰曰：今以生员进士为司马，出于《王制》，又取唐学舍生员名。”但中国现存史籍似乎未载唐代称国子监生员为“司马”，这要么是韩国科举的创制，要么是唐代史籍缺载。唐承隋制，韩国科举史上采用唐代中央官学生员的名称“司马”，这也从旁说明隋唐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因此，根据大业元年闰七月关于恢复国子等学的诏书记载，从而间接推断进士科亦应与此同时设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将进士科具体创立时间逐渐缩小到大业元年，是在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果。据《隋书，炀帝纪》载，下诏选举人才的记录共有大业元年正月、大业元年闰七月、大业三年四月、大业五年六月、大业十年五月等五次，采用排除法，可以判断炀帝始建进士科是在大业元年闰七月。如果说进士科不是出现在大业元年，那么谁能指出是在哪一年？实际上其他各种说法根据明显不足，都不如大业元年说来得充分和有道理。穷原竟委，大业元年说已经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举制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兴学堂，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