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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低至最弱，同时也消解了知识阶层内部所蕴积的反抗力量。就此而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与科举取士的实行不无关系。 明清科举考试，皆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市民意识的觉醒，个性解放思潮的汹涌澎湃，八股取士已逐渐暴露出其与社会不相适应的一面。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于《生员论中》一文即有过“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的议论[1]，这一取士方式在明末似乎就走到了面临抉择的十字路口。 但是明亡以后，清人并没有废止八股科举，反而变本加厉，极为有效地运用这一人才选举制度，很迅速地巩固了政权。史学家孟森曾就此评论说：“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举，至亡国时为极盛，余毒所蕴，假清代而尽泄之。盖满人旁观极清，笼络中国之秀民，莫妙于中其所迷信。始入关则连岁开科，以慰蹭蹬者之心，继而严刑峻法，俾忮求之士称快。丁酉之狱，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诛戮及遣戍者无数。其时发难者汉人，受祸者亦汉人。汉人陷溺于科举至深且酷，不惜假满人以为屠戮，以泄多数侥幸未遂之人年年被摒之愤，此所谓‘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2]清统治者以科举为笼络、控制汉族文人的利器，比明朝统治者多了一层深谋远虑的政治因素；而汉族文人为能实现个人价值，奋志青云，也乐得俯首就范，有时为达目的，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一 如何看待历史上甚受后人诟病的八股取士，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八股取士基本上适应的是自然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的人才需求，如出题取自《四书》、《五经》中的成句或一章，要求“代圣贤立言”，并以宋代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八股文作为功令文字对于广大读书人而言，就是对其思想的一种无形的控制，影响是全面的。读书人欲猎取功名，就很难绕过这一“龙门”。对于八股取士，清初有识之士如顾炎武就曾指出：“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3]清代文字狱的一位著名受害者戴名世甚至说：“欲天下之平必自废举业之文始。”[4]两人都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批评八股取士制度的，而统治者对此也未尝无识。据《清史稿·选举三》记述，从康熙二年到康熙七年(1663-1668)，也的确曾一度废止八股文，试士只用策论，但仅两科而罢，其原因可看当时礼部侍郎黄机的进言：“制科向系三场，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今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且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三场旧制。”[5]这是清廷内部第一次对八股文应否废止的讨论。乾隆三年(1738)，距这次讨论七十年之后，废止八股文的问题又由兵部侍郎舒赫德重新提出，所得答复是：“时艺之弊，今该侍郎所陈奏是也，圣人不能使立法之无弊，在因时而补救之。”[5](P3150)于是这一有关人才选举的大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可见，八股文之弊，清代君臣上下并非不知不晓，但在当时也的确拿不出更合适、更简便的考试方法来，这是由其政权性质所决定的。八股文用于科举考试通行于明清两代，长达近六百年，基本与封建之世的彻底垮台同步，明乎此，其封建主义的社会属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实际效果而言，八股取士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的人才需求。能够跃此龙门进入举人、进士行列者，大部分并非庸才；而奋斗数十年艰于一第者也不乏高才之士。正是这一看似矛盾的选举效果，造成了问题的复杂性。作为一种人才选举制度，科举制如果不过多讨论它的考试内容，这一制度至少为全国人才的流动调配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庶族地主阶级与平民子弟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学而优则仕”的儒家理念，在这一制度下有了实践的可能。历代科举由于弥封糊名、誊录考卷等一系列防弊措施的不断完善，以及考试组织的逐渐严密，使科举竞争有了较为平等的保障。以清代为例，潘光旦、费孝通曾统计过915本从康熙至宣统年间的朱墨试卷，在这些贡生、举人、进士中，五代之内皆无功名者122人，占统计总数的13.33％[6]。这一百分比表明了清代平民入仕的机会，尽管不大，却足以令读书人“三更灯火五更鸡”般地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为一第之荣而孜孜以求了。在天下太平的时候，社会中下层读书人若想出人头地，恐怕也只有科举一途最具吸引力。 从统治者角度而言，八股文之所以为明清两代帝王奉若神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与封建专制政体的适应性。鲁迅曾为八股文下判语云： 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什么代圣贤立言，什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格式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这样的八股，无论新旧，都应当扫荡。[7]提供专业代写毕业论文服务。 今人讨论八股文，说它是陈腐旧套，称之为呆板僵死的文体，把它贬得一无是处。然而若仔细加以分析，这种用于考试的功令文字能够通行于明清两代，并为封建王朝选拔出大批并非无用的官员，就绝非简单的一句“反动”或“愚蠢”所可一言蔽之了。 八股文又称制艺、制义、时文、八比文等等，用《四书》为题者又称“四书义”或“四书文”，用《五经》为题者即可称“经义”。《明史·选举二》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8]在明代，八股文的规则随时代不同而屡有变化，顾炎武《日知录》所论最为精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后，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大匠诲人，必以规矩。”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偭矩矣乎！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本之唐人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曾子、子思、孟子皆然)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馀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衒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3](P59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