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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又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理学勃兴，思想界绚烂多彩。文学也是鼎盛一时，宋词自是光耀千古，无与比肩。古文运动，又将中国古代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加之唐以来重视文学之流风泽被，使得宋代的许多策论不仅能够针对现实，而且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气息。历来评价策论的，都以张九成为代表，其对策行文滔滔，一泻千里，忠肝义胆，慷慨激越，其策中最受推崇的名句“方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柳纷纷，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际，风窗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乐时，必曰：‘西风凄劲，两宫得无忧乎？’狐裘温暖，兽炭春红，陛下享此乐时，必曰：‘朔雪袤丈，两宫得无寒乎？’”采用赋的铺陈手法，文字极为华美绮丽。其文既出，一时间众人争相传颂。张九成在策中对伪齐的刘豫也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区区一刘豫，欲收中国之心，呜呼愚哉！中国之心，岂易收乎？彼刘豫者，何为者耶？素无勋德，殊乏声称，黠雏经营，有同儿戏，何足虑哉？”用语犀利，文笔精彩，据说刘豫后来读到这篇策论，恼羞成怒，立即拔剑付于刺客，欲置张九成于死地。 总体而言，唐宋状元殿试卷的文学价值较高。但是明清两朝的殿试卷在文学方面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显示了另外的风格。明代试卷的文风一般都很朴实，行文很散，带有语录体的某些特色。清代的试卷则明显受《尚书》诰体的影响，文辞古奥，语言力求客观，在历代文学中应是别具一格。 2．和当时文学思潮的关系 殿试题型有一个从策问到诗赋，再由诗赋转回策问的变化过程，文体也有一个由骈文到律赋、律诗，再到散文的变化过程。唐代早期考试多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令应试贡士回答，策题、答案多用对偶较为工整的骈体文。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省试文体也改策问为诗赋。赋题多取古事，并规定韵脚(通常为八字)，对声韵格律提出严格要求；诗题多为古人诗句或成语，也极讲究韵律，或五言六韵，七言八韵，这种诗赋通称律诗、律赋。格律的限制决定了诗赋之作不能有很长的篇幅，为了用很少的文字讲清陈年旧事，应试的贡士就不得不大量用典。因此，典故连篇也就成了中唐以后试卷的特点。 诗赋虽然琅琅易读，但典故太多则令人费解，而且所讲多是与现实无关紧要之事，于时政无补。因此，北宋王安石变法以后，废诗、赋、论三题，诗赋之题就被永远排除于殿试之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重视现实的时务策论。时务策因时而发，因事而论，随意性很大，而讲究四六对偶的骈文必然会束缚这种随意性的发挥，于是散文也就取代骈文成为殿试卷的主要文体。值得指出的是，明清时代取士虽用八股文，僵直死硬，但殿试则不为其所囿，仍用散文，可以挥洒。 诗的浪漫，赋的华美，策的雄浑都是时代风貌的展示，其中所表现的中国古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而或忧国忧民、达人济世，而或才气横溢、议论风发，而或学富五车、下笔万言，而或抨击时弊、无所顾忌，这种深厚的儒者精神，或许是我们后人更值得研究和学习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五 状元殿试卷对各个时代学术的反映 知识分子和学术思潮的关系之紧密是不言而喻的。而状元们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师承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都可能造成状元学术思想的不同。在统治者方面，对于学术也是相当重视的，明清两代，有关“经学”、“典学”的策问很多。尤其在学术思想丕变之时，状元卷反映学术思潮的情况就更明显。以下我们就明清两朝的状元卷和理学、考据学及其间的学术思想的变革等方面做简单的论述。 1．对程朱理学和王学的反映 策问是观察统治者思想的重要窗口。策问三代治道，是各代王朝所共有的，因为治道是整个皇权问题的核心。明代的策论，和宋代、清代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它对治道问题表现了额外的关注。例如明英宗时期，八次殿试，几乎无一例外的涉及了三代的治道，其中大约提出了近二十个问题，治道占了一半以上。而考生的答题，较之宋代多缺乏独立的思想，较之清代又行文较长，因而内容显得空泛，“尧、舜、禹、汤”成为那一时代最常见的字眼，如成化二年(1466年)丙戌科状元罗伦的文章，出现“尧、舜、禹、汤、文、武”不下20余次，“周子”、“程子”、“朱子”等人的名字与言论时著于篇，和宋代崇经已有很多不同，显示了深刻的程朱理学的痕迹。 阳明后学末流的“束书不读，但从事游谈”在学术思想界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在状元殿试卷上自然也有反映，从明万历二十六年至崇祯四年(1589-1631年)的10次科考之中，状元们在试卷中所提及的书目不足10种，尚不及清代胡长龄在自己一份殿试卷所提及书目的一半。学术空疏成为明亡的重要原因，不足为怪，试看崇祯七年(1634年)的殿试卷，对“流寇滋漫”、“东奴猖獗”现实毫不隐讳，可见寻求治国良策之急。状元刘理顺的以“君以实事课其臣”，“臣以实心效于君”为立论基础，强调“因职以察其能”为实事，“尽忠以致其身”为实心，然后由“风俗之败坏”，“纪纲之废失”，“兢兢焉求所以失人心维世道者”。其称：“夫人心之不能无偈玩也，非有以振肃之，则玩者日玩，究将有极重不可反之势。世道之不能无陵夷也，非有以维持之，则夷者日夷，敝且有大败不可支之象。振肃维持之术，舍纲纪其谁属哉？”凡此云云，“千载上下间，治乱兴衰，岂不以纪纲修坏，固握于精神之张驰哉！”最后以“夫人主一心耳，而伺而中之者且千百心。《书》所称成汤之圣也，有日不殖货利，心至清也。一中于溷浊之财，而清白之气愈昏愈锢，遂溢于人政之间，而昏锢之弊愈蔓愈衍，风俗败而纪纲亦益以驰。独不思人主天下之身也，何天下之财非人主之财？顾乃以之昏心哉！以皇上明圣，远迈成汤，而愚愿以不殖之说进。”对现实问题避而不谈，可谓不着边际，空洞无物。 面对万分危急的时局，不能提出一项具体措施，却高唱颂歌与忠贞，“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呜呼，明之不亡其待何！正为如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才怀着亡国之恨，对王学末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清代的学风开始转变，作为阳明心学的反动，乾嘉考据学应运而生。 2．对乾嘉考据学的反映 清代中叶，是乾嘉考据学大行于世的时代。乾嘉考据学的盛行，反映在殿试卷中考生对经史的重视程度上。如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胡长龄的状元殿试卷中，单是所提到的书目就有《春秋传》《易》《书》《后汉书》《困学纪闻》《易举正》《容斋随笔》《毛诗》《旧唐书》《新唐书》《商书》《诗谱》《左传》《考工记》《隋书》《周书》《史记》《班马异同》《南史》《北史》《三国志》《汉书》《国史补》《学校贡举私议》《周礼》《御制评鉴阐要》等30余种，不仅书目甚多，而且范围亦甚广，有经有史，有正有野，古人著述，近人文章，融于一炉。 乾嘉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水政松弛等原因，据《清史稿》等有关资料显示，受灾州县每年平均达一百多个，道光朝水灾骤增，一跃为177个，治水又成了一大问题。在殿试中，关于治河的策问也多了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策论又有了不同于康熙时期的特点，如清道光三年(1823年)癸未科状元林绍棠，在殿试卷中对于京畿地区最重要的两条大河滹沱、漳河的源头、历史、长度、流势、支流、流经省县等情况，叙述得极为详尽，显示了浓郁的考据学色彩。 3．反映学术风气的丕变 宋代学风向理学的转变。宋宁宗皇帝当政期间，实行了“庆元党禁”和“开禧北伐”，这个颇有事功派色彩的皇帝，在殿试的策问中也自有表现，如庆元五年(1199年)己未科的策问对士大夫的批评：“默观卿士大夫，莫不高谈稷契，下卑汉唐，然今日之，亦多端矣”，“文采则富，议论则阔”，显示了浙东事功学派在当时的影响。而理宗上台之后，程朱理学则开始成为官方的统治哲学，策问出现了“道原出于天，超乎太极无极之妙”等理学术语，且所录状元的理学造诣都很深，如文天祥在试卷中针对策问所作的道之原初为“无极太极之体”的回答就很精彩，其称：“所谓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隐于浑沦，藏与未雕未琢之天，当是时，无极太极之体也。自太极分而阴阳，则阴阳不息，道亦不息；阴阳散而五行，则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为人心之仁、义、礼、智、刚、柔、善、恶，则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穹壤间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与之相为不息。然则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为之。” 清代中期学风向考据学转变。如乾隆十年(1745年)乙丑科的殿试策问，是学术风气在官方转向标志。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策问还保持着“心性天理”的传统，提出“君民关系”“务民之本”等问题。而乾隆十年的策问发生陡变，问题全部倒向经史：“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肪，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献何时，其传何时，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接下来又问了“三选、四科、五问、十条”等问题，十分明显的是受了考据学的影响，这次策问，一改“心性天理”一统天下的局面，成为官方提倡考据学的开端。 4．东西学之争在状元卷中的反映 东西学之争，唯一见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的殿试卷。其实，东西学之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就开始了，但是六十多年间的策问却无一语及此。光绪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的策问，依然在故纸堆里发问。而刘春霖一扫清代对策少言现实的旧例，提出了自己“振兴实业”、“扩充商务”的见解：“臣谓理财于今日，节流不如开源之尤要。盖自通商以来，利源外溢，虽百计节省，而无救于贫。开源之道，在振兴实业。中国神皋沃壤，幅员纵横寥廓，且地处温带之下，百物皆宜，则当讲求农事。人民四百兆，善耐劳苦，而且心思聪敏，中外交通以后，闽粤濒海之人，类能仿造洋货，果其加意提倡，不难日出新制，则宜振兴工艺。欧西以商业之胜衰为国力之强弱，轮帆交错，以争海外利权。中国商业不兴，漏卮日钜，欲图抵制之道，则宜扩充商务。如此则野无旷土，市无游民，精华日呈，然后利权可挽。”而其针对西学东进则云：“今日浮荡之士未窥西学，已先有裂名教之心，故欲正人心，端士习，必以明伦为先。欲明伦理，必以尊经为首。此即国粹保存之义。皇上倡明文教，必以经学正其趋，此不得不因时制宜者。”体现了当时在东西学之争中士人普遍持有的“中体西用”的态度。 总之，状元殿试卷是一座尚未开发的巨大宝库，期待着有识之士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探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