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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02期 科举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文化的视角考察科举制度，分析梳理科举制度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内在关系，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有助于我们对科举制的起源、演化规律、地位和影响形成更为完整、深入的认识。本文拟从科举制度的文化生成、文化功用的角度挖掘科举制度的文化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科举制度研究的文化定位。 一、科举制度承载了我国的文本文化 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形态。从静态看，文章典籍记录、表现、反映文化，文章典籍是文化之“言”，我们也可把文章典籍通俗地称作文本文化。而在中国历史上存活了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于中国文本文化的传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明显地反映在儒家文化的传延和唐诗兴盛两个方面。具体而言，由于科举制度为媒介，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文化独领风骚；而我国古典诗歌到科举盛行的唐代登上了发展的高峰。 (一)“八股文”突出强化了儒学的地位与影响 由于科举制度的媒介，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而言，科举制度的实行突出强化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文化的传延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举孝廉”科的实施是以儒学作为取士标准的开端；至宋代，随着科举的制度化，科举考试的内容范围被严格限制在儒家经典著作中；至明代，科举作为一项统一的取士制度已进入成熟化阶段。在这一阶段，考试标准更为刻板严格，而考试内容最显著的变化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八股文”被捧作统一的规范。“明以时文取士。时文或称制艺，或称八股文，或称四书文。制艺言其为制科(科举——原文注)之文，八股言其形式，四书则言其内容，因为出题取自四书，而又须依经按传，代圣贤立言。乡试三场，首场试四书义、经义，另一场试论、判、诏、诰、章、表，一场试经史策论。三场所重在首场，首场经义或称五经文，作四书文，亦用八股文式。所以论者称明以时文或四书文取士者，乃就其所重者而言，并非谓时文之外不另考其他文字”。自此，儒家经典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科举制基本成为一种以考察对于儒学了解状况为选择标准的选官制度。 清末废除科举使专制政权失去了维系儒家价值体系作为封建意识形态核心的根本手段，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顿时被打破，儒学由此走向衰微。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延续了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之所以难逃废除的厄运，也是因为“儒家以培养‘君子，为核心的‘求道’式的反技术主义教育观与西方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观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学兴衰与科举革废相互映照，进一步论证了科举制度对与光大我国儒学经典的重要作用。 (二)以诗赋取士促进了唐诗的兴盛 对于唐诗及其繁荣，人们多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归因，认为是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所致。而笔者认为，唐采取科举制度，并以诗赋取士，这才是唐诗得以推广和繁荣的关键所在。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奠基期，宋以后各代科举皆在唐科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唐代科举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进士科的崛起，并成为了士子出身人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科考试在唐代趋向于以诗赋为主，不仅如此，应进士科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当时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求得他们赏识推荐，以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机会，这种习尚称为行卷。而从天宝元年(742年)以后，朝廷还下令举子于考试前将平日所作诗文交纳给主考官，以供核实并知其所长，这种形式叫做纳“省卷”。唐诗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皆为行卷作品。诗赋在唐代进士科的地位如此突出，以至于顾炎武也认定，“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唐代开诗赋取仕之风，大大促进了诗歌的繁荣。通过科举考试，把作诗投入仕之道，这必然促使世人对诗的努力学习和钻研。当时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几乎都是诗歌作者，诗成了知识分子学习、钻研的必修科目。这种重诗风气对唐诗的促进是可想而知的。除知识分子之外，科举普遍地吸引中下层社会的人入仕。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生活的磨练，其诗作题目材与生活更加贴切，内容更加丰富，意境更加高远，这正是唐诗千古不朽的魅力所在。唐代大多数诗人都走过科举之路，唐诗百花纷呈的繁荣局面与科举增设诗赋密不可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