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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元年（717年），将原有的藏书机构乾元院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此书院是皇家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类似于皇家图书馆，不是教学机构。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展，书籍越来越多，供个人藏书、读书、治学的私人书院逐渐出现。这些书院开始了授徒讲学的活动，一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出现了。 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官学衰微，随着明经科地位的下降，经学教育不受重视，而进士科地位的上升使得人们日益重视读书作文，并兴起了隐居读书、习业山林寺院的风尚。受佛教禅林寺院的影响，一些有识之士在山林胜地创办了书院。由于禅林大师讲经说法，四方僧徒、信士云集于此，这些私人藏书、读书的书院逐渐演化为学者讲学授徒，士子读书求师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具有了学校性质。 宋初，朝廷的主要精力还用于征服南方仍在割据的地方政权，无暇顾及文化教育，官学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后周遗留下来的国子监不过是一个空架子，而散居于草野之中的读书人，由于国家地初步统一和安定，又产生了强烈的进身要求，希望通过读书获得功名。书院在这种历史契机下兴盛起来，形成我国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出现了著名的“宋初四大书院”。此后北宋因官学兴起，书院一度沉寂下去。南宋因朱熹等理学代表人物恢复了一些书院的教学活动，并亲自讲课，指导生徒，使得书院又有了迅速的发展。 元朝，政府对书院采取了保护、提倡和加强控制的政策，使得书院一方面在数量上得到发展，遍及于全国许多地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任命书院的教师，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政府拨学田给书院，使书院官学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许多书院甚至已经完全被纳入了地方官学系统，与路、府、州、县学校一样，成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书院淡于名利，志在问学修身的初衷。 科举取士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读书做官”，促使士人一心一意读书备考。来书院隐居读书的人有的重视讲学修心养性，有的是借隐居读书以博得高名，走“终南捷径”，待中央及地方长官辟用。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提高以求应举入仕。李颀《缓歌行》说：“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颖水阳，业就功成见明主，击钟鼎食坐华堂。”士子十年闭户苦读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通过科举踏上仕途。 明清两代书院继续发展，即使明朝政府曾四次明令毁废书院，清初也有一段沉寂，但仍未能扼制书院的迅猛发展，单就数量几乎已遍及全国。明清的统治者，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使书院由私学蜕变成了官学，被纳入了科举系统。 时至清末，书院和科举一样不适应社会的变化，戊戌变法期间，人们在改革科举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指向书院。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清廷发布上谕，重申改书院为学堂，从此书院制度失去了其存在的法律基础。作为科举的附庸，1905年当科举被宣布废除后，书院也彻底消失。 综观书院的历史，我们发现书院的发展几乎与科举的变迁同步，唐中期，科举制经过初唐的草创，达到更为完备的时候，书院产生了；宋代是重文轻武，进士备受荣耀的岁月，书院兴盛；清代，科举穷途末路被废除，书院也同时结束。书院因科举盛而兴，因科举衰而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