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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鸟虫鱼看世界:晚清的博物教科书(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中华读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的传播
    提起进化论,人们首先会想到严复对达尔文的引介。没错,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将达尔文及其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严复成为在中国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第一人。在严复笔下,“达尔文者,英之讲动植之学者也……垂数十年而著一书,名曰《物类宗衍》。自其书出,欧美二洲几于无人不读,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为之一斐变焉。”严复使“物竞”和“天择”成为中国人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词汇,他意在强调,“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
    由此可见博物教科书与进化论天然具有关联——动植物教科书按照种属分类并以演进次序排列,本身就是进化学说的体现。进化论作为一种新鲜的、与动植物的形态演化息息相关的观念,走进晚清中国人的视界,并在数年内犹如狂涛巨浪,几乎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我们来看博物教科书如何解释进化论。
    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动物学教科书中“人类”的地位。
    直到戊戌维新之前,“蛮夷戎狄”观念仍然是中国人对人类世界的一般认识,更难说具有对人与自然界关联的科学认知。博物教科书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学生认识到,整个人类与动物界有着如此密切的演进关系,外部世界的秩序不是想象中的样子。
    关于生物体的构成,博物教科书中的描述基本一致。一部译自美国的动物学教科书开章明义:“所有细胞间之物质,即由诸多细胞生出之,是人体之生命,即在无数细胞之中,人体如是,即一切动物,无论其体为繁杂为单纯,皆莫不如是。”这意味着“细胞”作为生物体的基本单位,人和动物没有分别。对“细胞”的论述,成为学生科学认识生物的起始之基。
    人在动物界链条中的位置,在教科书中一致处于最高位置。译者戴麒认同西方哲学家的观点:“人之始为质点,初迁为植,再为动物,逐渐变邅,以至乎人。然则动物固人之近祖也。”华循编著的教科书也认为,“脊椎动物与人类同其构造,占动物界中最高等之位置”;他甚至探讨了灵长类动物:“四手属之猿猴,其形貌亦类乎人,其脑髓之发达,又大异于他属,故与二手属之人,同列于灵长一类,而为人以外最贵之动物也。”他的结论是,“溯乎生物之起源,则凡有机物,动植且无分二致”。
    如果人类作为生物界的最高形态,人类与动物植物又是同源,那么它们的演化关系是怎样的?大多数教科书都吸收了进化论这一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进化”成为博物教科书的最高结论。
    很多教科书解释了有关进化论的重要证据。达尔文《物种起源》中,对于“变异”的观察和论证是进化论成立的关键。戴麒翻译的动物学教科书就以“变种”和“异种”等概念来论证物种演进,这是典型的达尔文式论证:从变种开始,“积百千代,则此缓慢变化,遂至全化为异种生物”,所以,“进化论者,太古生物简单,各种类之根源皆一,后随外界之变迁,次第进化,遂至今日有千百万相异之生物。”华文祺译补的一部植物学教科书中这样论述,由于地球空间有限不能容纳无限繁殖,造成植物间“互相凌迫,互相障害”,“体制强健与夫适于外围之情是者,遂遗留而孳生……如此累代经年,植物因务冀与外围之情事相适而于形态遂生种种之状态”,这种植物的进化“可由今日各地发现之化石而历历证明之”。
    我们发现,博物教科书中的进化论述和严译“天演”学说所传达的观念有所不同。
    华循编著的《蒙学动物教科书》以“动物之进化”作为最后一课。他说:“统动物界而论之,自猿猴迄于放散虫,其间阶级悬殊,构造之繁简,种属之贵贱,不可同日而语矣。……同此有知觉而能运动者,孰非分体于一本。但是云礽递衍,外界时更,上者已变化于不等,下者尚遗传其初祖。即其过去以验方来,今日之动物界,必非其进化之极至地耳。”华循以科学为依据,说明世界是一个“共存体”,动物“与吾人之初祖,本属同原”,表达了世界仍处于演进过程中的观念。
    翻译日本教科书的戴麒激愤而沉痛地说:“非洲奥州印度等r獉之民,以牛蛇为神,以属兔为帝,敬之礼之,祈之祷之。夫以禽兽为神祗,谬妄孰甚。而彼争先恐后举国若醉狂,祸福一听于牛蛇鼠兔,进取之心尽杀,不败将何所恃邪?国土为人所有,种族日就澌灭,推其原,在不知动物之官能也。发源至微,流祸至毒,呜呼,斯学之不明,其害忍可言哉!”戴麒重视动物学对民族国家生存的意义,他认为只有推进学术、增强科学,一个民族才会有前途。
    虽然教科书中出现进化论比严复《原强》、《天演论》等引介进化论稍晚几年,还是较难找到直接材料证明博物教科书受到严复“原强”和“天演”思想的影响;就连严复声明他开创的“物竞”“天择”等译词,在博物教科书中也几乎没有出现。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学者在阅读严译著作时,差不多同时也从日文书籍中汲取有关进化学说,他们往往是关心文化教育的人士,甚或就是新式教科书的编写者。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的中国史专家史华兹先生所说,严复要向中国引介的,是从西方思想中发现的、使中国摆脱落后所必不可少的两种力量: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和培育公益精神,所以严复的眼光在社会、在“群”。作为一种在民族危亡之际出现的社会思想,严复的影响显然更大更直接。如鲁迅、胡适等20世纪初的一批社会精英,都更多是从严复的著作中读到“进化”学说并奉为至宝。而博物教科书所持的是严肃审慎的科学立场,所尽的是知识传播的责任。它本着科学的精神,给学生们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19世纪整个生物科学最突出的重大成就”——细胞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都在晚清博物教科书中得到确认并成为常识。这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科学启蒙。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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