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形式——解经学的解释实践，及其与西方哲学解释学理论的相吻合之处，试图阐明哲学解释学对理解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启示。 关键：经；解经学；哲学解释学 在中国漫长的学术思想史上，只有解释的实践活动，而极少有关于解释问题的理论归纳，这与中国重视实用理性，相对缺少思辨的传统有关。当西方解释学理论发展至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各解释学派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之际，反观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会蓦然发觉，在漫漫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流变之中，对经籍的解释占据了极大的比重，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公案——汉宋之争，已经吸引了多少代知识分子为之呕心沥血！ 一、解经——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形式 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广义和狭义，狭义的经是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编著的书籍，在此意义上的经学是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广义的经是泛指古代流传下来的重要经籍著作。通过解释经典来发挥、创造思想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形式。 经以文本（text，或叫本文）的形式流传于世，决定了解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基本形式。因为经籍是已经成文的、相对固定的东西，它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更不可能完全契合统治者的具体需要。因此必须按照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和不同需要做出新的解释，才能使“法定的经典”充分发挥为现实统治服务的作用。此外，经书毕竟是历史的产物，与现世已有了时间距离，其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历史事实，都与后来的读者拉开了距离，不理解的东西当然无法奉行。但鉴于经书的权威地位，人们又不得不引经据典作为行动的指南。因此，必须对经典加以解释和梳理，才能使人们理解它、接受它，解经因此应运而生。 也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与正统官方统治思想不相一致，与正统文化多有抵触。但由于法定经典在人们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已经成了人们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所以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不敢直接向以阐释儒家经典形式出现的正统官学提出公开挑战，而是打着维护圣道的旗帜，以重新阐释经典的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批判正统官学。 对于同一个文本，解释者总会觉得他自己有一些独到之见一定要说（否则他就不必参与解释），而且要说清楚，出于这个动机，他就不可避免会过分强调了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别的解释者又觉得得说些别的东西来达到平衡，从而又造成另一种解释面貌，这样就出现了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多少个红学家就有多少个曹雪芹的情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一个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有新的解释者从而不断有新的解释面貌出现，传统就是这样在解经中被创造并世世代代流传下来。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我们认识到因经典与解释者之间的时间间距所导致的重新解释的必要性和难度，但不能否认，这蕴含着另一种含义，就是：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传统，它的时间性由书写形式凝固了下来，因而同任何现在都是同时的，它包含一种过去与现在独特的共存性。现代哲学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曾经指出：“同时性构成了认同的本质，它并不是审美意识的共时性，因为，‘共时性’是指同时存在以及在意识中略去审美体验中对象的不同；同时性则与此相反，它是指：某个向我们表现出来的在起源上又是如此遥远的独特事物，在其表现中赢得了完满的现在性。因而同时性并不是意识中的某种给定性方式，而是意识的任务以及意识所要求的某种成就。”这种对作品的时间性分析，肯定了解释者对所解释对象的参与，并肯定了解释者的存在及其存在意义正在于这种参与。 伽达默尔的分析，解释了中国学术史上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权统治、禁锢人民思想的需要，还是进步知识分子为了批判正统官学、抨击腐朽的意识形态，或是各学派之间围绕经学问题所展开的争论，都不过是以经典为工具，以注释经典为手段，来宣传他们自己的思想，阐述他们所关注的社会实际问题而已。表面上是以弘扬圣道维护学术权威为目的，实际上他们所弘扬和维护的都是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他们所做的注释解说，看上去也都是以经书的内容为指归，根据经书的思想建言立说的，而实际上大多数经书的注本往往都是以经书的内容为出发点而尽情发挥自己的思想，或者利用经书里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印证自己的观点，以表明自己言之有据，持之有故，是正宗学术的传人。这是汉代以来大多数经书注本所共有的本质特点。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二千多年来经书的阐释工作不断发展进步、推陈出新，在每个时代都有足以代表这个时代特点的经学著作问世，经典注本的数目已经大大超过了经典本身的数目。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反映在历代浩繁的经籍及其注本中，并通过不断的解经而传承和发展下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