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
| 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 |  从杨守敬的举人硃卷谈起 |
杨守敬是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湖北宜都县（今宜都市）陆城镇人。他谱名开科，字云朋，号心物。榜名恺，后更名守敬，字鹏云，号惺吾，晚年因在湖北黄州东坡雪堂旁筑书楼“邻苏园”，故又别署邻苏老人。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其自订《邻苏老人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及杨氏后裔编撰的《和州杨氏三修家谱》（以下简称《家谱》）[2]记述颇详，近现代学者撰写的有关他的传记文章介绍亦较全面[3]。惟其生年则有两种说法，虽说这种差异尚不至对研究工作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但从中却可使我们了解到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
据杨守敬自订《年谱》曰：“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丑时，吾以生。”按道光十九年即1839年，杨氏《家谱》亦持此说。这个年代和日期由于出自杨氏本人所说，因而得到普遍的认同，绝大多数论著在记载杨守敬生年时都采纳了这一说法。然而，《邻苏老人乡试硃卷》（以下简称《硃卷》）[4]前“履历”中，杨守敬填写的出生年月日却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此处之“庚子年”为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该《硃卷》是杨守敬同治元年（1862年）考中举人的试卷，后经杨家刊刻传世。与《年谱》相比，生年有一岁之差。
《年谱》与《硃卷》皆源于杨守敬本人之手，白纸黑字，言之凿凿，似乎不容质疑，但又确有一年之差，这不免有些匪夷所思。针对于此，已有文章进行了探讨[5]，不过，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根据《年谱》、《家谱》和《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在家排行居长。他还有一个弟弟叫杨开甲（号先三），杨氏自订《年谱》“二岁”条明确记载：“九月初一日丑时，弟先三生。”《家谱》卷十四也记载：“开甲，字占元，号先三，生道光庚子九月初一丑时。”二书所记杨开甲的出生年月日完全一致，即道光二十年（庚子）九月初一日，公历为1840年9月26日。而若依据《硃卷》的记载，杨守敬出生于“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1840年5月16日），则兄弟二人出生年月日只相差四个月零十天，显然，这是不合常理的。另据《家谱》卷十三记载，杨守敬的父亲名有纯，字粹然，他初娶王氏为妻，无子。续娶黎氏，“子二，开科、开甲，俱黎出”。既然生母均为黎氏，因此作为哥哥的杨守敬早出生一年，即如《年谱》所载出生于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839年5月27日）才是可信的。
那么，为何杨守敬当年参加举人考试填写“履历”时会写为“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呢？究其缘故，当与封建科举、职官中的“官年”现象有关。
“官年”现象由来已久。南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三“实年官年”条记载：
士大夫叙官阀，有所谓实年、官年两说，前此未尝见于官文书。大抵布衣应举，必减岁数，盖少壮者欲籍此为求昏地；不幸潦倒场屋，勉从特恩，则年未六十始许入仕，不得不豫为之图。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抬庚甲有至数岁者。然守义之士，犹曰儿曹甫策名委质，而父祖先导之以挟诈欺君，不可也。……于是实年、官年之字，形于制书，播告中外，是君臣上下公相为欺也。[6]
洪迈这段话反映出五点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一，官年现象在南宋初期已非常普遍，其起源当起码上溯至北宋；其二，官年有减岁和增岁之别，减岁之人多为以平民身份应试者，增岁之人则多为官宦子弟；其三，官年的出现主要是封建知识分子为在科举进仕的道路上争取更多、更好的机会而虚报年龄造成的；其四，官年只是在应试举子中通行的一种约定成俗的俗例，而且在当时也并非被所有应试举子所认同；其五，对于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当时的统治者是默认的，并且在官府的公文中也不刻意地隐讳。
宋代之后这种惯例似乎一直在延续，至少尚未见历朝对此严加取缔过[⑦]。事实上，直到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为止，这一俗例始终绵延不绝。近人朱彭寿所著《安乐康平室随笔》记载的一件事足以引为佐证，其文曰：
文人为士大夫撰墓志传状，于生卒年岁最宜详考，稍不经意，即易传讹。犹忆光绪壬辰八月间，寿阳祁文恪师世长，卒于工部尚书任内，时年六十有九，实生于道光甲申。然旧时所刻乡、会试硃卷，则皆作乙酉生，盖循俗例，应试时少填一岁耳。迨接讣告，乃云生乙酉，卒壬辰，享寿六十有九。以生卒干支与年岁计之，殊不相应。……后读王益吾祭酒《虚受堂文集》，其所撰《文恪神道碑》则云生乙酉，卒壬辰，年六十有八。殆仍据讣告所载，而以年岁推算不合，遂减去一岁，俾与生卒干支相符。然文恪实年，则竟遭改削矣。[8]
朱彭寿所谓“应试时少填一岁”的说法与洪迈“官年”之说可谓一脉相承，这无疑说明“官年”俗例直至清末仍在流行，而且从朱氏用“俗例”一词表述来看，清时官年可能仍未成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
此外，朱氏这段话中还涉及到一个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由于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虚报年龄，他们一旦中举，往往按惯例将硃卷刊刻传世，硃卷“履历”上填写的官年与其实际生年就会出现差异，很容易造成生年、享年记载上的错误。与此相类，封建科举的“登科录”中也应该存在着官年问题。因为“登科录”所记载的中式者姓名、籍贯、年岁、家庭等情况，都是主要依据登第者应试时填报的“履历”的。
事实上，这种记载的歧异在宋代就已经出现。南宋以“负王赴海死”而彪炳青史的陆秀夫，其生年、享年早有不同说法。《宋史·陆秀夫传》载：“至元十六年二月，……负王赴海死，年四十四。”[9]《陆氏宗谱》中有一篇《宋丞相长子繇叙事谱源》，文中记述其父陆秀夫的卒年：“时祥兴二年二月，先君生年已四十四矣。”[10]南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公历为1279年，若据此上推四十四年，则陆秀夫生年当在南宋端平三年（1236）。
与上面这两条史料记载不同的是，无名氏编《宋宝祐四年登科录》第二甲第二十七人“陆秀夫”名下曰：“字君实，……年十九，十月初八寅时生。”[11]南宋宝祐四年为公历1256年，据此上推十九年，陆秀夫生年当在南宋嘉熙二年（1238），则其终年为四十二岁。另外，与陆秀夫同时代的淮阴人龚开所撰《宋陆君实传》也记载其终年“四十二”。[12]
针对上述不同记载，已有学者作出研究，认定《宋史》有误，甚至认为《陆氏宗谱》是“伪作”。而其主要论据就是“《登科录》应为确定陆秀夫生年的第一手资料”。[13]显然作者这里没有把“官年”现象考虑进去。
为了进一步印证“官年”现象的存在及其演变，笔者查阅了顾廷龙主编的《清代硃卷集成》[14]，从中选出30位既有硃卷“履历”，又有年谱的清人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有17位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官年与年谱所记生年是不同的。兹先列表如下：
姓 名
|
硃卷履历所记生年
|
年谱所记生年
|
相差年数
|
崇 实
|
道光元年（1821）
|
嘉庆二十五年（1820）
|
1
|
李钟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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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四年（1854）
|
咸丰三年（1853）
|
1
|
唐文治
|
同治五年（1866）
|
同治四年（1865）
|
1
|
钱世铭
|
嘉庆二十二年（1817）
|
嘉庆二十年（1815）
|
2
|
孙家鼐
|
道光九年（1829）
|
道光七年（1827）
|
2
|
吴大澂
|
道光十七年（1837）
|
道光十五年（1835）
|
2
|
许景澄
|
道光二十七年（1847）
|
道光二十五年（1845）
|
2
|
王仁堪
|
咸丰元年（1851）
|
道光二十九年（1849）
|
2
|
沈曾植
|
咸丰二年（1852）
|
道光三十年（1850）
|
2
|
陈 虬
|
咸丰三年（1853）
|
咸丰元年（1851）
|
2
|
高觐昌
|
咸丰八年（1858）
|
咸丰六年（1856）
|
2
|
王祖畬
|
道光二十五年（1845）
|
道光二十二年（1842）
|
3
|
江仁徵
|
（乡试卷）咸丰五年（1855）
（会试卷）咸丰七年（1857）
|
咸丰二年（1852）
咸丰二年（1852）
|
3
5
|
曾 朴
|
光绪元年（1875）
|
同治十年（1871）
|
4
|
蒋 萼
|
道光二十年（1840）
|
道光十五年（1835）
|
5
|
史恩培
|
咸丰二年（1852）
|
道光二十七年（1847）
|
5
|
缪荃孙
|
道光三十年（1850）
|
道光二十四年（1844）
|
6
|
按：上表“年谱所记生年”一栏资料主要来源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1990）、《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第一辑（台北广文书局，1972）、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三书的相关记载。
需要说明的是，上表中崇实、李钟珏、唐文治、钱世铭、吴大徵、高觐昌、王祖畬、缪荃孙等八人的年谱均为自订，而其与硃卷“履历”所记官年竟有一至六年差异，足见杨守敬自订《年谱》与乡试《硃卷》“履历”相差一年并非特例。
另外，更为有意思的是江仁徵的两份硃卷，一份是他光绪五年参加乡试的硃卷，“履历”所填生日为“咸丰乙卯岁八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855年10月3日；另一份是他光绪十六年参加会试的硃卷，“履历”所填生日却改为“咸丰丁巳八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857年10月10日。两份硃卷所填农历的生日尽管都是“八月二十三日”，但年份却整整相差了两年，更与其年谱[15]所载咸丰二年（1852）的生年分别相差了三年和五年。这足以说明硃卷“履历”所填官年的不确定性，而江氏等人想通过减岁达到铨选上的某种优势的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表中还可以看出，年谱与硃卷“履历”所记生年相差年数尽管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即硃卷“履历”所填官年都比年谱所记生年要小，而没有出现洪迈所说的“增岁”现象。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仍有增岁官年现象，但从朱彭寿只强调“应试时少填”岁数的作法，至少说明官年发展到清代时减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以朱彭寿本人为例也是如此，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朱氏出生于同治八年（1869）[16]，而他参加的光绪乙未（二十一年、1895）科会试硃卷“履历”中所填的生年却是“同治十年（1871）”[17]，比他的实际生年整整少填了两岁。可见，应试时少填岁数是当时通行的官年俗例，至于少填几岁，则因人而异，并不固定，一般以一至二岁为多。
如上所论，硃卷“履历”上所填的往往是应试者虚报的一个生年，而一旦他通过科举考试最终进仕的话，这个生年也就往往成为他今后官员履历表上官年（履历表称为“现年”）的起算之年，官年的作用由此从科举延伸到职官之中。由于硃卷上的官年是虚报的生年，也就必然导致官员履历表上的官年是一个不真实的现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清代官员的履历表中清楚地看出来。
还以江仁徵为例，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被铨选为江西吉安府永新县知县，其上报的履历上明确写道：“臣江仁徵，浙江进士，年五十岁。”[18]五十岁是他当时的现年，从光绪三十二年上推五十年，正好是咸丰七年（1857），即他光绪十六年会试硃卷“履历”上所填的生年。而实际上1906年他已经五十五岁了。
可见，不论是科举试卷上的生年，还是官员履历表上的现年都属于官年的一种，鉴于其产生及发展的特殊背景，其中不真实的成分明显大于按编年写成的年谱。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做出一个明确地结论：杨守敬在乡试《硃卷》上填报的“道光庚子年四月十五日吉时”生，正是按照官年俗例少填了一岁，从而造成了《硃卷》与《年谱》所载出生年不同的后果。
由于“官年”一直未成为封建科举、职官制度中的正式则例，加之这种虚报年龄的作法及用心也的确并不光明正大。因此，尽管起码自宋代以来，官年俗例就长期流传，但在官、私文献中却少有记载，也未见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虽然官年现象对于科举、职官制度的整体而言并无大碍，但鉴于唐宋以来中国封建知识分子几乎走的是都这条科举进仕的道路，因而在涉及到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生年、享年等问题的研究上，官年现象应该得到重视。
作者：郗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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