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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汉书·艺文志》）。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延续、发展中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他所创立的仁学，不仅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文化之基础，而且也为现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继续提供着教益。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迅猛发展的今天，各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更加密切，而一些全球性问题也更加严峻，人们期待着建立一种能使各民族和平相处、给全人类带来普遍福祉的全球伦理；与此同时，反对政治和文化霸权、强调民族认同和文化多元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中华民族在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屈辱、磨难和奋斗之路后，在此新的世纪之交，正面临着实现现代化，完成和平统一的大业，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为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的伟大使命。在此时，探讨孔子的世界主义和民族文化认同思想，是很有意义的。 一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吕氏春秋·不二》篇云：“孔子贵仁”，即指出孔子认为“仁”是最有价值的。“仁”的思想的确立，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上起码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其一，道德理性的自觉。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乐是反映一定社会秩序和文明程度的行为规范和仪典形式，孔子认为，礼乐须以仁为基础，而仁就是人之内心的道德理性的自觉。其二，人类意识的自觉。《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此所谓“爱人”，包括爱世界上所有的人，亦即“爱类”，这是人类意识的自觉。 《论语·子路》篇载樊迟另一处“问仁”，孔子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孔子的思想中，华夏与“夷狄”有着族类和文化的不同，但仁之“爱人”是不分族类、跨越文化的，故“虽之适夷狄无礼义之处，亦不可弃而不行也”（《论语正义》邢昺疏）。人类意识的自觉，内在地包含着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人与非人的区分，其二是对人类自身的认同。这两个方面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鲜明的体现。《论语·乡党》篇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朱熹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贵人贱畜，理当如此”（《论语集注》），“贵人”就是以人为最“贵”，人的价值高于畜的价值。《论语·微子》篇载，孔子一行与隐者相遇，子路在把隐者的话告诉孔子后，孔子叹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朱熹注：“言所当与同群者，斯人而已，岂可绝人逃世以为洁哉？天下若已平治，则我无用变易之。正为天下无道，故欲以道易之耳。”（同上）这里的“同群”即认同之意，“斯人”即与鸟兽相区别的人类。孔子之栖栖皇皇，奔走列国，为的是使“天下（人）有道”，孔子背负着为全人类而“行道”的高度使命感。 后期墨家对于“仁”有一个界说：“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墨子·经说上》）这里的“爱己”即爱人如己，“非为用己”就是并非以人为手段（不像“爱马”那样），而是以人为目的。这个界说也很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之所以在马厩失火时只问“伤人乎”而“不问马”，是因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的价值，“不问马”并非不爱马，而是因为“爱人”与“爱马”有着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不同，孔子“恐伤人之意多”，故对于马“未暇问”（朱熹：《论语集注》）。墨子曾经“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墨家与儒家虽然在“爱人”的方式上有不同，但“爱人”即爱人类，是以人为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点两家是相同的。 《吕氏春秋·爱类》篇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这充分说明，“仁”的意识是对人之“类”的高度自觉，仁者之爱人是爱人类所有的人。《吕氏春秋·贵公》篇云：“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这则故事说明，老子主张消泯人与自然的区别，而孔子强调超越国界的人类意识。老子的思想是物我兼爱的自然主义，孔子的思想则是以爱人类为中心的世界主义。 孔子所讲的“爱人”，是本之以亲亲之情的孝悌，由亲亲之情扩充到爱人类所有的人，进而扩充到爱物。此即孟子所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下》）就“亲亲”而言，有儒、墨之别；就“仁民”而言，又有儒、道之分。儒家的“爱人”是“施由亲始”的差等之爱，其本始为亲亲，其道德的中心旨意为爱人，其爱人之扩充则兼及于爱物。《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天下”即今所谓世界，孔子的理想社会是世界大同。后来，宋代新儒家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正蒙·乾称下》）的思想，此与先秦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和“仁民而爱物”的思想相同。“天下为公”，“民胞物与”，都体现了孔子崇高的世界主义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