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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自隋迄清，我国的海外来华留学生教育一直不绝如缕。文章通过对历史上日本、琉球、朝鲜半岛、越南、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来华留学生状况的简单梳理，得出了13条基本结论（含一条教训），强调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源于浩荡的历史长河，根植于肥活的历史土壤，乃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中国具有悠久的对外汉语教学的历史与传统，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不绝如缕。纵观历史，考察中外，其发展路子主要有4条：一是外国来华留学生教育；二是中外宗教界往来过程中的汉语传播；三是华人知识分子在域外从事教学活动；四是分散于中国民间的对汉语教学。这4条路子并行不悖，互相影响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网络，使汉语言文化得到有效传播。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古代中国政府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情况做一简单梳理，并从中归纳出若士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 日本留学生 中国政府有文字记载的批量接收外国留学生，始于隋朝；最早派人来华留学的国家是日本。其时正值推古天皇在位、圣德太子摄政期间。此前汉语汉字在日本上层社会已然有所传播，圣德太子即具有浓厚的汉学功底。他重视发展同隋朝的关系，从开皇二十年（600）至大业十年（614）派“遣隋使”达5次之多且于推古十六年（608）开创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的先例。史留其名的日本来隋留学生共13人，多为汉人后裔。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为学习先进文化，促进国家发展，日本频频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道瑞良秀博士说：“入唐留学僧和留学生，可以举出150人左右。”（日 道瑞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徐明、何燕生译，商务印书馆，1992。） 在历次遣唐使中，第九次遣唐押节使多治比县守特别值得一提。其人仰慕儒学，来唐后，“因请儒士授经”。唐玄宗“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就鸿胪寺教之”。他尊师重义，送给赵玄默日本生产的阔幅布，“以为束修之礼”；还将从唐朝得的赏赐，“尽市文籍，泛海而还”。（刘日句：《旧唐书·日本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此人虽无留学生名分，却是不折不扣的短期进修生，而赵玄默则是唐代官方对外汉语教师之一。 唐代日本留学生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国子监有六学：一曰国子学。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学，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六学的课程设置和学习要求，《唐六典》言之甚祥：“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国子学生徒，“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律学生徒，“以《律》《令》为专业，《格》《式》《法例》亦兼习之”。书学生徒，“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子书亦兼习之”。算学生徒，习《九章》等数学书籍。（唐玄宗：《唐六典》，广雅书局刻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国子监》）《新唐书》曰：“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二，通三经者，大经、中经、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皆通之。凡治《孝经》《论语》共《尚书》《公羊传》《谷梁传》，各一岁半；《易》《诗》《周礼》《仪礼》，各二岁；《礼记》《左氏传》，各三岁。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 》。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三岁，《字林》一岁。凡算学，《孙子》《五曹》共限一岁，《九章》《海岛》共三岁，《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岁，《周髀》《五经算》共一岁，《缀术》四岁，《缉古》三岁，《记遗》《三等数》皆兼习之。旬给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试，读者千言；试一贴，贴三言；讲者二千言。问大义一条，总三条，通二为第，不及者有罚。岁终能一千之业，口问大义十条，通八为上，六为中，五为下。并三下与在学九岁，律生六岁，不堪贡者罢归。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愿留者，四门学生补太学，太学生补国子学。”（欧阳修：《新唐书》，上海古籍出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选举志》）足见唐国子监专业分明，教学计划有条不紊。 在来唐的日本留学生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吉备真备和阿部仲麻吕（部，或作“倍”）。 吉备真备，开元五年（717）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华。在华期间，研覃经史，该涉众节，成为饱学之士。开元二十二年（734）十一月携汉籍1700多部归国。天皇授其正六位下，拜大学助教。其时日本的大学设有明经、文章、明法、算学、音韵、书法第六科，生徒400～500人。吉备为六科生徒讲授学自中国的各种新知识，教读《史记》《汉书》《后汉书》。高野天皇也跟他学习《礼记》《汉书》。其历史功绩之一是根据部分汉字偏旁部首创制了日语片假名。这些汉字共50个，称“母字”，如“伊、吕、波”等。五十母字，“相传为吉备真备从遣唐使留学，其师王化言所定”。（黄尊宪：《日本国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1898。）王化言是唐代又一位优秀的对外汉语教师。 阿部仲麻吕，与吉备真备同时来唐，深造于太学。汉名晁衡（或作“朝衡）。卒业后，中进士第，在唐就职，官至秘书监，兼卫尉卿。与唐著名诗人储光羲、王维、包佶、赵骅、李白均有交谊。天宝十二年（753），请求随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一起回国，王、包、赵均有诗篇相赠，晁衡也赋诗抒发依恋大唐之情。结果东归船只遇巨风漂泊至安南。唐朝君臣以为他们葬身汪洋，李白因写有《哭晁卿衡》诗。此后，藤原、晁衡再返长安。上元（760～761）中，晁衡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大历五年（770）卒。共留居唐朝52年，身居高位，显名两国，完全汉化、儒化，堪称对外汉语教学史之美谈。 较著名的日本来唐留学生，尚有坂合部连石积、膳丘、橘逸势等。 坂合部连石积，随第二次遣唐使来华，归国后撰有《新字》44卷，对传播汉字颇有贡献。膳大丘，随第十一次遣唐使来华，专攻儒学，归国后任大学助教，奏请同中国例以孔子为文宣王，获准，是为日本政府尊孔之始。橘逸势（《唐书》作“橘免势”），随第十七次遣唐使来华，交游广泛，精于书法，尤擅隶书，唐人称之为“橘秀才”。 二 琉球留学生 琉球，即今日本冲绳县，光绪五年（1897）始入日本版图。明初，由中山、山南、山北三王分治，宣德四年（1429），中山统一琉球。洪武五年（1372），中山与明朝建立朝贡关系。此后“终明之代，传十六世，（琉球）世世请封。（明朝）封使三十余人，具列正史”。（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二友斋藏板，康熙六十年（1721）刊。） 洪武二十五年（1392），琉球开始向明朝派遣留学生；截止到万历八年（1580），陆续被派来明的留学生计16批（董明：《明清时期琉球人的汉语汉文化学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均被安排在南京国子监学习。明政府“各赐衣巾靴袜，并夏衣一袭，钞五锭。秋，又赐罗衣各一袭，及靴袜衾褥”；“傔从各给布衣。”此外，对琉球学生的“归省”与“归娶”也予以资助。明成祖说：“远人来学，诚美事；思亲而归，亦人情，宜厚赐以荣之。”对归娶者，“给赏有差”，或“给资粮驿骑，遣任护归”。（周煌：《琉球国志略》，光绪十九年（1893）补刊本。）另一方面，明政府对包括外国学生在内的“监生”的教学与管理也非常严格：“每旦，祭酒、司业坐堂上，属官自监丞以下，首领则典簿，以次序立。诸生揖毕，质问经史，拱立听命。惟朔望给假，馀日升堂会馔，乃会讲、复讲、背书、轮课以为常。所习四子本经外，兼及刘向《说苑》，及律令书数，御制大诰。每月试经书义各一道，诏诰表策论判内科二道。每日习书二百馀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贴为法。每班选一人充斋长，督诸生功课。衣冠、步履、饮食，必严饬中节。夜必宿监。有故而出，必告本班教官，令斋长帅之，以白祭酒。监丞置集愆簿，有不遵者书之，再三犯者决责，四犯者至发遣安置。……堂宇宿舍，俱有禁例。”（张迁玉：《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洪武间，“中山生与山南生有非议诏书者，帝闻，置之死，而待其如故。”（张迁玉：《明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入清，琉球与中国继续保持“宗藩”关系。康熙二十一年（1682），琉球提出派4人到北京留学的请求。抵京后，康熙帝令“照都通事例，日廪甚优，四时给袍褂、衫绔、靴帽、被褥咸备，从人皆有赐，又月给纸笔银一两五钱。特设教习一人，令博士一员督课。”（赵尔巽等：《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对此，清《国子监志》也有记载：“外藩就学国子监者，有琉球学、有俄罗斯学，俱不常设。其所遣陪臣子第八监读书，由监臣遴贡生为教习，又派博士、助教等官董之。”（梁国治等：《国子监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358），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6。）对学成者，清政府“赐宴及文绮，乘传厚给遣归。”雍正初年，琉球学生蔡弘训病故，清朝“赐银百两，交礼官择近京地葬之，并以二百两赡恤其家”。（赵尔巽等：《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从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同治六年（1867），琉球先后向清朝派遣了至少8批共30余名留学生，通过在华学习，多成为优秀汉语人才。如首批来清留学的蔡文溥，文章写得花团锦簇，其《中山学校序》被出使琉球的清朝大臣周煌收入《琉球国志略》。另如“留京六载”的向永功，极干炼，与人交际时“语操京音”。（钱××：《琉球实录》（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南清河王氏铸板，光绪甲午1894。） 除政府所遣“官生”外，清代还有不少琉球青年自费到福州的琉球馆学习中国语言文化，被称为“勤学”或“勤学人”。福州的不少风俗习惯和生产技术，通过他们而传到琉球；不少福州语词汇也传到琉球，并最终成为琉球话的基本词汇。（ [日]濑户口律子：《琉球官话课本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94。） 三 朝鲜半岛留学生 朝鲜半岛同中国具有数千年的交往历史，但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来华则始于唐代。 《登科记考》载：“（唐）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弟子入学，遂至八千馀人。”（徐松：《登科记考》，赵守俨点样，中华书局，1984。）但由于唐兴后50年，新罗陆续吞并了百济和高句丽大部，因此其后来自半岛的留学生专指新罗留学生。 唐朝接收新罗留学生的确切数字已难稽考。不过据有关史料记载，仅开成二年（837）在华新罗学生即多达216人，而开成五年（840）四月一次回国的新罗学生则有105人，足见数量之巨。 来唐留学的新罗人如此之多，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唐朝的繁荣富强和唐文化的巨大魅力，同时基于泱泱大国气度和开放式胸怀的唐朝的“宾贡科”，对新罗学子也极具吸引力。宾贡科指对外国贡士和留学生宾礼相待，准其参加科举考试，及第者同样可以授予官职，在华建功立业。崔致远便是典型的一例。致远，新罗王京人，大中十年（856）年十二，随商船自费来唐留学。6年后中进士，任溧水县尉。任满后，被镇压黄巢起义的大将军高骈聘为从事，补都统巡官，凡军中表状文告皆出其手。迁殿中侍御史。中和四年（884）充唐朝国信使东归，历官翰林学士、兵部侍郎。高丽朝谥文昌侯，从祀文庙。著有《中山覆蒉集》《桂苑笔耕集》等，极具文采。 此外，新罗人在唐及第的知名者，尚有崔彦撝、金可纪、金夷吾等。 崔仁与崔致远、崔承祐并称“一代三鹤，金榜题迴”，归国后任侍御史。（董诰等编：《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钦定全唐文，1983。）崔承祐，龙纪二年（890）来唐留学，3年后中进士，有《餬本集》；崔彦撝，18岁来唐，42岁还国，官至翰林院大学士、平章事，为太子师。周一良先生说：“从九世纪到十世纪中叶约一百五十年间，朝鲜人在中国科举考试及第的约有九十人。”（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开明书店，1951。） 公元918年，高现王取代了新罗王朝。太平兴国元年（976），高丽政府派金行来宋留学，一年后“擢进士第”，任职殿中丞。宋太祖时，高丽康戬也“随宾贡肆业国学”，太平兴国五年（980）中进士，既而在宋为官，“以清白干力闻”。太祖多次“褒其能政”。官至工部郎中。卒于宋。（脱脱等：《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雍熙三年（986）十月，高丽“遣本国学生崔罕、王彬（按：韩国史书作“王琳”）诣国子监肄业”。淳化三年（992），宋太宗亲试诸道所贡举人，“诏赐高丽宾贡进士五彬、崔罕等及第”，授以官职遣还。政和五年（1115）七月，金端（按：《宋史》作“金瑞”）等5名高丽人来宋朝太学留学，每学一经，都有3名博士为之讲授与辅导。政和七年（1117）春，宋徽宗亲自测试高丽留学生，赐“上舍及第”遣归。金端等归国后，曾任太子之师。（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影印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11）台湾商务印发行，1986。） 元代，高丽也有人在中国留学和中进士第，李穑即其代表。穑字颖叔，其父曾在元朝任职，穑因得以在元国子监留学3年。高丽恭愍王二年（1353）入元应举，明年赴廷试，擢第二甲第二名。曾任职于元翰林院。东归后，累官至门下侍中。有《牧隐集》传世。高丽名儒白颐正，也曾在元朝留学。《高丽史》本传说：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颐正在元学而得之，东归后予以传播。 其时，在元参加科考中第的高丽贡士更多。史留其名者有朴仁干、安轴、崔瀣、李衍宗、李文靖、安震、安辅、崔龙甲、尹安之等，兹不一一介绍。 前述高丽人既然能在元朝登第，其汉语言文化水平当不言而喻。不过由于语言环境的限制，更由于学习内容和考试方法的制约，所以其汉语听说能力远不如读写能力。李穑就是个型例子。明初，当李穑以朝鲜执政大臣身份晋谒太祖朱元璋时，即因汉语听说能力不佳而闹出笑话：“帝素闻穑名，引见数四，礼待甚厚，从容赐语曰：‘汝在元为翰林，应解汉语’。”李穑“乃以汉语遽对曰：‘请来朝’。”“帝未晓曰：‘说什么’？礼部官传奏之。”“穑久不入朝，语颇艰涩。”于是明太祖笑谓李穑：“汝之汉语，正似纳哈出。”（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纳哈出，蒙古人，北元将领，后降明。 《新元史》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立国子学于大都，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讲授经旨，是正音训。“凡读书，必先《孝经》《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次及《诗》《书》《周礼》《春秋》《易》。博士助教亲授句读音训，正录伴读，以次传习之。讲说则依所读之序，正录伴读亦以次。传习之次日，抽签令诸生复说其功课。对属诗章、经解、史评，则博士出题，生员具稿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录附课簿，以凭考校。”（柯劭‘文心’：《新元史》，民国间砚耕堂刻本。）上述记载，可约略反映其时高丽在华留学生的学习情况。 入明，高丽朝已进入统治末期，却依然积极向中国输送留学生。《南雍志》云：“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第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1371），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殊域周咨录·朝鲜》说金涛不在明朝做官而归国，是因为“不能华言”。（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虞思黎点校，中华书局，1993。） 洪武四年（1371）五月，高丽国王“命太常乐工赴京学习”，五年（1372），“请遣子弟入太学”。（ [朝鲜]朝鲜史编修会：《高丽史节要》，日本朝鲜总督府影印旧奎章阁本，1932。）明太祖说：“高丽欲遣子弟入学，此亦美事。但其涉海远来，离其父母，未免彼此怀思。尔中书省令其国王与群下熟议之，为父兄者愿遣子弟入学，为子弟者果听父兄之命，无所勉强，即遣使护送至京，或居一年，或半年，听其归省也。”（姚广孝：《明实录》，梁氏影印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抄本，1940。） 洪武二十五年（1392），高丽大将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而自立为王，朝鲜时代开始，史称李朝。李朝对汉语学习更加重视，开国之初便设立“司译院”，以造就汉语人才，还多次请求向明朝派遣留学生，但由于朱元璋以后个别皇帝的保守主义而屡遭拒绝，仅天顺初年有一名王子在华学习。 清代，朝鲜首次向中国派遣留学生是顺治五年（1648）三月，学生名宋仁龙，来华前系该国“天文学正”，留学目的是“学西洋历法”。（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此后，朝鲜又多次派人来华学习历法。光绪六年（1880）九月，针对日本灭亡朝鲜的企图，清政府决定接收学习科技与定事的朝鲜留学生：“许朝鲜派人来天津学习制造、操练。（赵尔巽等：《清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四 越南留学生 越南，古称交趾，三国时改称交州，唐朝又称安南。唐朝在安南实施与全国其他地区基本相同的文教制度与人才政策。安南贡士姜公辅、廖有方，便深受上述政策之益。姜公辅，爱州日南（今越南清化西北）人，在安南中举后，被贡至长安，第进士，补校书郎，以制策异等授右拾遗，翰林学士。“有高材，每进见，敷奏详亮，德宗器之。（欧阳修：《新唐书》，上海古籍出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建中四年（783），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丞相）。因反对厚葬唐安公主，被贬职。顺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而卒。宪宗时追赠礼部尚书。有《对直言极谏策》，理直词正，流畅可读。廖有方，名见《柳河东集·送诗人廖有方序》及《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云溪友议》记载其事迹颇详：元和十年（815），在长安参加科考而未中，因游蜀，途中有过卖鞍马而埋葬病死旅店之人的义举，被称为“皇唐之义士”；元和十一年中进十第，任校书郎。（陶宗仪：《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从宋到清，越南名义上为中国“属国”。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借口“讨逆”，派兵侵略并陆续占领越南领土。其后，明朝在越南设郡县，进行殖民统治；宣德二年（1427），始从越南撤军。其间，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文化侵略，方法之一便是从该国选拔儒生送国子监留学深造。永乐十五年（1417）初，“定负贡儒学生员，充国子监。府学每年二名，州学二年三名，县学一年一名。后又定府学每次年一名，州学三年二名，县学二年一名。”（[越]吴士连等：《大越史记全书》，日本埴山堂反本，明治十七年（1884）。）明政府特在太学前建“交趾号舍”，“以处交趾官生”。（梁国治等：《国子监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358），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1986。）洪熙元年（1425）七月，越南82名儒生抵京后，明仁宗特谕礼部尚书吕震：“交趾距京师万里，远离亲戚而来，须是教养得宜，彼乃乐学，可望其成材。尔与学官宜知联此意。其衣服、岁赐，如云南之例。”（姚广孝：《明实录》，梁氏影印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抄本，1940。） 五 俄罗斯留学生 清康熙时，俄罗斯始有留学生来华学习：“俄罗斯，……康熙间尝遣人至中国学刺麻（喇嘛）经典，以绥东方之众，并遣子弟入国子监，习满、汉语言文字。”（王之春：《国朝柔远记》，广雅书局刻本，光绪十七年（1891）。）雍正五年（1727）七月，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俄罗斯每次10年派4名传教士来北京传播东正教，并派6名学生来学满、汉语言。《清史稿·选举志》载：“雍正六年（1728），鄂罗斯遣官生鲁喀等留学中国，以满汉助教等教之，月给银、米、器物，学成遣归，先后络绎。”《国子监志·外藩入学》则说：雍正皇帝命于旧会同馆设学，以满洲助教胡什图汉、汉族助教陈宪祖负责俄罗斯官生教学事务。此后直至清末，在按约陆续来华的众多俄罗斯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N·K·罗索欣和列昂节夫，二人被尊为“俄国汉学的奠基者”。 结 论 通过以上的回顾与梳理，对我国古代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情况可得出如下基本结论：（一）自隋迄清，中国从未间断接收外国留学生，留学生教育始终是中外关系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二）唐朝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黄金时期，这得益于它的繁荣富强和吸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与气度；（三）历史上来华学习的外国人多为“官生”，但也有以私人身分来华留学的；（四）接收外国官派留学生的教育机构是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五）国子监对留学生的教学安排与教师配备，充分考虑其自身特点，而不全同于中国学生；（六）来华留学生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皇帝常常亲自过问相关事宜；（七）中国政府对外国“官生”特别优待，提供衣、食、住、行、学、医、丧、归等各种费用；（八）中国政府对外国学生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触犯刑律者同样予以严肃处理；（九）外国人可以参加中国的科举考试，并可在华为官任职，大展才华；（十）外国来华学生以学儒家经典和汉语言文字为主体，但也有人学医学、法律、天文、地理、历法、阴阳、音乐、制造、军事等其他学科；（十一）在华期间，许多外国学生广泛接触中国社会，结交文化界名人，大量购买中国典籍；（十二）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在本国多担任重要职务，不少人有汉语著作传世，成为推动中外友好与文化交流的中坚力量。（十三）属于教训：自隋迄清，中国官办的来华留学生汉语教育虽然持续不断，但大抵以儒家经典和历代诗文作品为基本教材，国子监始终无人编定适合外国学生需要地专门的汉语学习材料，致使语言学习始终依附于文化学习，没有独立的学科地位，加上教学方法与考试制度等方面的制约，结果造成了来华留学生语言能力的不平衡——汉语读写能力较高而听说能力总体偏低。在编写汉语教材方面，中国反而长期落后于朝鲜、日本、越南、琉球。元末明初，《老乞大》（作者国籍尚待进一步考证）、《朴通事》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会话教材已在朝鲜广为流布，此后朝鲜人还编写了《小学直解》《训世评话》《译家必备》《二才子》《两国通事》《唐话纂要》《唐话类要》《唐话使用》等众多汉语教材；越南则依照中国的《三字经》《千字文》编有童蒙识字课本《四字经》。在琉球，明清两代也出现了《官话问答便语》《白姓官话》《学官话》等实用汉语会话教材。 尽管存在着上述缺陷与不足，中国古代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仍是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与精神财富，它丰富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特别是“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内涵，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思考与启迪。它使我们欣喜的看到，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发源于浩荡的历史长河，根植于肥沃的历史土壤，乃有源之水，有本之木。对这份历史遗产，对外汉语教师不仅应该引以为自豪，而且应该在继续发掘、研究的基础上，扬其长，避其短，去其粗，取其精，予以批判地继承，做到古为今用，以便探索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华文化底蕴的、高效可行的对外汉语教学之路，以期无愧古人，无愧于时代。 作者：董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