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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向、刘歆是汉代著名学者，对《周易》颇有研究。其易说保存在《汉书》的《艺文志》、《律历志》、《五行志》和刘向《说苑》中。本文据此对刘氏父子的易说作了初步探讨，认为他们所提出的“《易》为五经之原”、“人更三圣”说、“太极元气”说、“河图洛书”说，在易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一份值得发掘的文化资源。 关键词：五经之原；人更三圣；太极元气；河图八卦 LIU Xiang and LIU Xin’s thought on Yi Abstract: Well versed in Zhouyi, LIU Xiang and his son, LIU Xin, were famous scholars in the Han Dynasty. Their thought on Yi preserved in the Bibliography of Music & Calendar, and Five-Element in the History of Han, as well as Shuo Yuan. Basing upon these records,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ir thought of Yi, raising that their sayings of that “the Yi is the top of the Five Classics”, “the Yi was composed through three sages”, the saying of “the primordial Qi of Taiji”, and that of “Hetu & Luoshu”,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Yi learning and exert profound influences, a cultural source worthy to be explored. Key words: the top of the Five Classics; three sages; the primordial Qi of Taiji, Hetu and eight trigrams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后期著名的古典文献专家和历史学家。其《七略》，尤其是其中的《诸子略》，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据《汉书·本传》记载，汉宣帝时，刘向曾“讲论《五经》于石渠”；汉成帝时，刘向奉皇命校勘皇家馆藏经书，“领校中《五经》秘书”。刘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汉哀帝时，“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本传》又说，“歆及向始皆治《易》”[1]，可惜没有专门的解《易》著述流传于世。但刘向所著《洪范五行传论》、《说苑》，刘歆《七略》、《三统历谱》及《本传》所引奏章中，却有大量关于《周易》的论述。除《说苑》外，其它著作已佚，其大略保存在班固所著《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和《律历志》中。据此，我们可以窥见刘氏父子丰富的易学思想。 一 《易》为五经之原 刘氏父子特别推崇《易经》。他们不仅将《易经》列为群经之首，而且在《六艺略》中明确提出了“《易》为五经之原”的观点。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1] 这里，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五经相配，认为五经象五常一样，相须而备，更迭用事，皆以《易经》为其本原，因为《周易》能够与天地共长久。 《周易》何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在刘氏父子看来，《周易》是讲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书。据《汉书·五行志》记载，刘歆以为，“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1]这是说，《周易》的阴阳学说是讲天人之道的根本道理的学问。其《三统历谱》也特别强调：“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汉书·律历志》）[1] 正因为如此，刘氏在评论各家著作的时候，经常引用《周易》经传，作为评判学派思想的依据，以说明其学说的来源或特征。仅以《七略》而言，其《六艺略》和《诸子略》就引证了八条，其余引证了五条。如其评述书学则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讫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1]这是认为，《书经》起源很远，是圣人仿效洛书而作的，到孔子加以整理编撰，成为百篇，并为之作序，说明整理《书经》的目的。至汉代，其书亡佚，仅存二十九篇。 其评述礼学说：“《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1] 这是引《易传·序卦》文，说明《礼经》的起源，认为古代帝王各代都有所增减损益，至周代制定了《周礼》三百，《仪礼》三千。三百，三千，乃举其成数而言。 其评述乐学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 [1]这是以《豫卦·象传》文解释《乐》的起源，认为先王观察豫卦“雷出地奋”之象，从而创作了音乐，用来提高人的道德境界，进之上帝，献给祖考。自轩辕黄帝至夏、商、周三代，各有其乐，它对移风易俗，改善社会环境，有着巨大的作用。 其《三统历谱》解说《春秋》经说：“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1]这是以《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段话，解说《春秋》经，并用来说明其《三统历》的理论根据。中国古代历法，以夜半为一天的开始，以朔旦为一月的开始，以冬至为一年的开始。以甲子日为推算年代的开始。尤其重视历元。所谓历元，就是用朔旦、冬至恰好是甲子日的夜半的那个时刻，作为推算历法的开始。依据《三统历》的纪年法，十九年为一章，八十一章为一统，三统为一元。一元之始当甲子日夜半朔旦、冬至，此即“易有太极”。春秋二季，代表阴阳二气，春为阳中，秋为阴中，用来表示岁，此为“两仪”。《春秋》书“春王正月”，乃体现《周易》的“三极之道”。《春秋》于四时一定书其月份，此即《易》之“四象”。“分至启闭”，指二分二至与四立八个节气，此乃《周易》“八卦之位”。《春秋》中的事功成败，体现《周易》的“吉凶”之效，而朝聘会盟则体现《周易》所说的“大业”之本。《易》与《春秋》如此一致，都是讲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说：“《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 刘氏父子推崇《周易》和《春秋》经，而以《易》为最高，反映了他们的经学观。其以《易》为五经之原，列于群经之首，充分说明汉代易学已经发展到非常显著的地位。此种易学观的提出，标志着《周易》所提出的世界观，所阐发的理论思维，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学术研究的领域之中，从而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二《易》为立论之本 刘氏父子还将《周易》视为立论言说的理论基础，探讨天地间一切物事变化规律的指导思想。如前所述，刘歆依《太初历》作《三统历》，即以《周易》为其理论根据。三统之一元，即《周易》之太极；一岁之阴阳即《周易》之两仪；一年之四时，即《易》四象；冬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八节气，即《易》之八卦。其论月法、闰法说： 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故蓍以为数。以象两两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归奇象闰十九及所据一加之，因以再扐两之，是为月法之实。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1] 这是以《系辞》“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再扐而后挂”，为月法的依据；以“天地之数”章及天之终数九，地之终数十说明闰法的根据。其中还以“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2]以及“乾之策”、“坤之策”说明章、会、统、元之数。更以“参天两地而倚数”说明黄钟、林钟、太族等律吕之数的根据。这些说法，都有近于牵强附会，但它充分表明，刘歆解说《三统历》及钟律，是以《周易》为其理论基础的。 其评述诸子之学，也以《周易》的理论为指导。他们评论道家说：道家“历记成败存亡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汉书·艺文志》）[1] 。这是认为，道家的特点在于讲人君的统治方法，其主旨为君道无为，“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并以为这符合于《周易》所讲的谦谦之道。他们评论法家说：法家“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同上）。法家信赏必罚，与《周易》所讲的先王修明刑罚，整饬法律相一致，此乃法家的优长。但又认为，法家以法治辅助礼制，这与司马迁所说的“一断于法”，是有区别的。其评述兵家则引“《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得，以威天下”，以为说。其评述天文者则引“《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以为说。评述蓍龟者则引“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及至衰世，解于齐戒，而娄烦卜筮，神明不应。故筮渎不告，《易》以为忌；龟厌不告，《诗》以为刺”[1] ，以为说。评杂占者则引“《易》曰：占事知来”（同上），以为说。如此等等。 值得称道的是，刘氏还依据《易传》“殊途同归”的观念，提出了“诸子十家相反相成”说。其《诸子略》说：诸子十家， 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1] 这是引证《系辞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文，说明诸子之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相反而皆相成”，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可以补《六经》之不足。并主张“舍短取长”，表现了一种对待学术的科学态度。 更有甚者，刘向多次上疏，皆随处引用《易》书文句，用来论述社会人事的得失成败。其谏“营起昌陵，数年不成，复还归延陵，制度太奢”说：“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事非分明……”［1］这是用《周易》“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劝导君王原始察终，是非分明，不可奢华，乱起墓陵。论薄葬则引“《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这是以《周易》的学说，规劝成帝效法古圣贤之制，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其论“用贤人而行善政”则说：“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这是用否泰两卦之义，劝谏元帝信贤任能，要“坚固而不移”。又说：“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这又是以《周易》文义论述帝王信任贤臣，则群贤毕至。如此，就可以固太平之基，兴万世之利也。刘向更为成帝献策，“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并用《周易》学说提出了保证这一策略顺利实现的具体措施：“《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意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汉书·本传》）[1] 刘向在其著作《说苑》中，也多以《周易》学说立论，讲述社会政治生活的道理。其论人君之动不可不慎的道理说：“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动而万物变化。《诗》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纵恣焉，不亡必弑。”（《君道》）其论兵武军事说：“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则无威；兵不可废，废则召寇。昔吴王夫差好战而亡，徐偃王无武亦灭。故明王之制国也，上不玩兵，下不废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指武》）又论质与文说：“凡古之卜日者，将以辅道稽疑，示有所先，而不敢专自也。非欲以顛倒之恶，而幸安之全。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是以泰山终不享季氏之旅。《易》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盖重礼不贵牲也，敬实而不贵华，诚有其德而推之，则安往而不可。是以圣人见人之文，必考其质。”（《反质》）[３]。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在刘氏父子看来，《周易》乃其著书立说的理论依据，《周易》学说是其探讨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