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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以其理论上强烈的德国色彩和立论的锋芒大胆而给人一种非主流文化派别的印象，在当时和以后都倍受瞩目和争议。在此，笔者想大致探讨一下「战国策派」的文化特质，他们的文化追求，以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和关注这个大家还比较陌生的文化派别。 鲁迅曾这样描述过他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为了早日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真正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战国策派」同样走上了内外求索的文化探寻之路。即陈铨所讲的「假如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应当??弃坏的，保全好的，那么我们就不啻无形中承认，文化是可以改建的。改建一方面在自身，一方面要借镜。外来的文化，自然也要一部分地移植」2。 1. 向外：德国，还是德国 「战国策派」的理论资源皆来自德国：从作为「战国策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文化形态史观，到作为他们的哲学观和哲学基础的意志哲学，到他们追慕的「狂飙运动」，无一不然。这是同「战国策派」对世界先进思潮先进文化的认识分不开的──他们认为欧洲文化中日尔曼文化才是主流，过去介绍西方文化多偏重英、美文化是偏颇的做法，所以他们要「用介绍德国文化来补救这缺点」3。 「战国策派」三员主将亦从不讳言他们对德国文化的热爱。林同济视「尼采的《萨拉图斯达》」为自己最爱读的书4，甚至专文批评了当时一些翻译中歪曲尼采（F. W. Nietzsche）的现象。雷海宗更是从30年代起就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来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中国学界第一位的形态历史家」5。被称为「长篇小说七大家」6的陈铨也表示，「中国近几十年对于英美派的思想，已经普遍介绍，稍微懂得一点新思想的人，除了英美派思想以外，就无所谓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来介绍德国思想，当然要引起一般人的惊骇反对」7。就「战国策派」成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诸人等来讲，很多也都是留德出身。 其实中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这有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为证。而两国的自主交流则要到十九世纪后半期，这之后几乎每一时期都有一个或几个杂志（报纸副刊）成为德国文化的重镇，构成了一定的代表性。有关当时中德交流盛况的论述也很多，如柯伟林（William C. Kirby）的《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8，陈意新的〈中德关系与中国现代化模式〉9，丁建弘、李霞的〈中德学会和中德文化交流〉10，刘殿君的〈三十年代中德军事关系及其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影响〉11等等，季羡林的《留德十年》12、陈西滢的《西滢闲话》13也提及当时留德的风气之盛。 「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中德交流的必然结果。「战国策派」的一个显著特色，也在于它虽然有许多文章出自美学家或文艺家的手笔，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美学或文学团体，对德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的时代性和现实意义的关注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对德国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对中国人的启发意义，以及尼采所提倡的带有审美主义色彩的权力意志与酒神精神对中国人的意义，这些文章都予以高度的重视与强调14。如陈铨所言：「谈现代德国史，我们必须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希特勒的侵略必须****，必须指斥，但，十八世纪以来，普鲁士政治家如何把德国民族化分为合。化弱为强，化无能为光荣，整个过程中，大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的。」15从中可以看出「战国策派」之所以热爱德国文化，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能从中学到民族自强之道。 2. 向内：臧否五四？继承五四？ 「战国策派」因它理论的新奇偏僻和对战争双方性质的淡化引来了巨大的非议，而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胆臧否，则加剧了当时的左倾文艺阵营对它的恶评。虽然在实际上，「战国策派」给了「新文化运动」总体以相当高的评价，但它又一直耿耿于怀「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像德国的「狂飙运动」那样形成一种民族意识普遍觉醒的运动，使中国失去了借欧战后短暂的和平局面来积蓄力量的机会。 但以「战国策派」批评最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返观「战国策派」自身，却常常意外地在表现僻异的「战国策派」身上发现主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政治民族主义的目的、文化决定论的手段、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功利主义文学观。这种对比是有趣的，它既有助于我们对「战国策派」较深层文化特质的认识和把握。而由二者的这种内在联系、似与不似，也会使我们更容易理解「战国策派」，感受到「战国策派」同人的拳拳爱国之心，体会到40年代知识阶层的普遍的文化反省品格。 2.1 反思五四？ 「战国策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主要体现在林同济的〈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16、陈铨的〈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17〈论坛·二十年前的错误〉18和雷海宗发表在《周论》上的〈五四献言〉19这几篇文章中，尤以林同济、陈铨的文章最有代表性。陈铨在小说《狂飙》20中，也借小说人物李铁崖之口表达过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林同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旨与母题就是个性的解放，这种解放在当日是绝对必需的，但社会上实际行为的表现却是，「一方面总嫌是个性不够伸张，个性不够活跃，另一方面却又感到决篱屏藩，流弊已甚。正所谓旧的秩序已经否定，新的秩序无法诞生」。所以五四的作风必须向另一条路线转换，要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里含有民族集体的意识，「目前民族生存运动的高潮」中也依然保留并且应当保留个性解放的种子，这正是文化及思想潮流的连续性和互动性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时期应该有不同的注意点和重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毛病并不在其谈个性解放，而在于它「不能把这个解放放在一个适当的比例来谈，放在民族生存的前提下来鼓励提倡21」。 陈铨则拿德国狂飙运动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得出后者的影响和成绩远远不及前者的结论22。他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五四运动的先知没有认清时代，以致犯了三个错误：把战国时代误认做春秋时代、把集体主义时代误认做个人主义时代、把非理智主义时代误认做理智主义时代。 雷海宗认为「对于旧思想旧传统的重新估价，对于新思想新潮流的热烈介绍」的「新文化运动」尚未结束，「今日仍需珍视自由探讨的精神，虚心学习」，以「完成五四一代留给我们的重大使命」23，已然以继承者为己任。 从「战国策派」的诸多论着来看，「战国策派」同人出于对世界局势的大致体认，得出当今世界「角于力」24的结论。他们认为要想立足于强国之列，就要吸取尼采哲学，反思传统文化，锻造新的民族性格，从「立人」到「立国」。他们反复批评 「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还是希望能把个人主义这块好钢真正用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块刀刃上。在林同济们看来，真正的个性解放与集体团结是不冲突的，「个人与集体之两宗，质虽异而用则合」25。所以「战国策派」的理想局面就是一个个强大的个人支撑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重心落在国家上。 2.2 似与不似 「战国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最大的歧异，应该是一方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命整合，一方强调个人主义。但是，二者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前提和基本归宿已使得他们的差别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艰难的时势迫使他们做出了共同的选择26： 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甚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 有论者言：「由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主观观点来看，他们的确是把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当作『价值』。但是他们立刻将此『价值』变作反传统思想的依据，且认为这些『价值』是与民族主义并行不悖的。正如许多中国第一代知识份子一样，五四反传统主义者以为个人主义的诸价值对于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能发生有效的功能」27。 就连二者用来达到民族主义目的的手段也是一样的，这就是他们都相信文化决定论，都希望通过再造文化以达到民族自强的目的。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都赞同法国孔德（Auguste Comte）的观点「要想政治改良，非先把思想变了，风俗改了不行」28。《战国策》也在其编者注中称，「重新估量我们的文化传统，是抗战路程上日加迫切的必须工作」29。他们认为，站在民族生命长久发扬的岗位看去，抗战的最高意义必须是整个文化的革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用「人的解放」、「民主」、「科学」等各种「新」思想批判和否定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如吴虞、陈独秀等人对家族制度与****主义的关系的分析），如果说他们是在文化传统的积淀中去寻找现实积弱积弊的因由的话，「战国策派」也同样如此。「战国策派」认为，「中国文化，的确有些不好的成分：如像有家族而无国族，享乐主义，遁世主义，守旧主义，贪污的传统，重文轻武的风气，懒惰，敷衍，不紧张，不认真的态度，没有团结精神，对公益事业不热心，这样一切都有它思想的背景。处在这样一个新时代，中华民族不改变这种文化上的缺憾，很不容易建设一个良好的政治，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30、「我们主张对中国文化的反省，并不是喜欢多事，乃是在战的现实，战的必需与迫求下，企图一个自动的变更」31，「不但是对中国文化过去的历程求个认识，并且还可以于过去的认识中想法来控制我们文化的动力以企图一个新未来的创造」32、「抗战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测验我们民族的元气，来量断我们民族的活力或竞争力」3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