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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园足球异化带来学校体育“目的异化” 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下滑的既成事实，一度使学校体育陷入社会舆论问责的尴尬境地。社会各界质疑学校体育的同时，也纷纷反思责任是否应全然落在学校体育身上。答案是否定的毋庸多说，但是以“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为根本任务的学校体育自然难辞其咎。管理部门与学校体育理论界开始思考如何方能力挽狂澜、学校体育究竟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效应，校园足球便是其一。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动的通知》；2013—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国务院先后出台文件要求加强校园足球工作。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有深远影响，加之中国足球萎靡不振，足球进校园符合社会舆论的期盼，作为依托的学校体育也将摆脱“失责”之困境的希望寄托其中，校园足球活动理所当然成为社会各界聚焦的热点。然而，受管理部门的责权分配问题、非理性的社会期望以及布点学校具体工作的落实等因素影响，校园足球产生异化现象，原本以“增强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为最终目标的校园足球异化为一味追求中国足球事业发展，以培养足球后备人才为最终目的的中国足球崛起工具[8]。这便造成学校体育旧的困境尚未摆脱，新的矛盾又悄然显现之局面，并可能带来学校体育目的异化。 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学校体育应坚持以人为本，以“育人”为根本，而非以“制器”为目的。校园足球活动的开展虽然大幅度增加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时间与运动量，有益于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推动学校体育改革发展。但校园足球似乎已偏离以人为本的理念。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方案》的出台对中国足球的改革与发展、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足球事业乃至学校体育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足协的调整、体制机制的创新以及社会足球的普及等措施昭示着中国足球改革的决心与信心，然而当其对校园足球发展进行优化的同时，无疑引起校园足球的异化。《方案》强调要“把校园足球作为扩大足球人口规模、夯实足球人才基础、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的基础性工程”。将校园足球定位为：夯实足球人才培养，让更多青少年学踢足球，这是振兴中国足球事业的人才根基；校园足球是推进学校体育改革的突破口，足球是先行先试的改革，很快会推广到其他运动项目上去；校园足球要落实教育的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9]。毋庸置疑，《方案》将校园足球作为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推进学校体育改革的突破点，体现了校园足球活动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打破学校体育“失责”窘境的立足点，但是《方案》中将校园足球作为“振兴中国足球事业的人才根基”等对中国足球事业发展、足球人才培养的过度强调，却易误导基层学校具体工作的开展，加重校园足球具体实践工作中现有的诸多问题，即仅关注少数足球水平较高的学生而忽视多数学生的发展，仅关注足球技能水平的提高而忽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协调发展，仅关注足球的普及而忽视学生的个性发展等等，最终加剧校园足球的异化。异化的校园足球以足球事业发展、足球人才培养为最终目标[8]，以少数学生发展、学生片面发展为本，背离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倘若异化问题得不到解决并推广到其他项目，生成类似异化的“校园篮球”、“校园排球”等，那么学校体育将可能“误入歧途”，成为如同职业体校般的竞技运动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其发展理念将以竞技运动发展为导向，其最终目的产生异化，表现为：以育人为本、以观照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的学校体育（主体）对象化了的客体（以足球等竞技运动项目发展为最终目的）脱离主体独立存在，并对主体产生影响。作为客体的学校体育视学生为工具、手段，虽同样能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学生健康，但却违背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以“制器”而非“育人”为本，阻碍了学校体育自身良好发展。此时学校体育与过去的唯一的相似，恐怕是仍尴尬地处于学校教育边缘化的困境中难于自拔。可以说，解决校园足球的异化问题已成为校园足球乃至学校体育长期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 足球等体育项目进校园既有利于帮助学校体育走出青少年体质水平持续下滑的困境，又能够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是学校体育改革创新的突破口，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然而，足球等体育项目进校园是以学校为依托，属于学校体育范畴，仍应坚持以人为本的育人理念，以育人为导向，在观照全体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发展体育事业。仅关注少数学生发展、学生片面发展，过于强调体育项目发展，视学生为工具、视学生发展为体育事业发展的附属等，不以育人为本，而以体育项目发展为根本的改革终将使学校体育面临目的异化的危机。 3 学校体育“一元指导，多元并存”思想体系促使以人为本片面化、极端化 以清末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为起点，我国近代学校体育至今已有百余年。回顾百余年发展历程，扼要地说，多是在借鉴国外学校体育思想，如清末引入源自德国的军国民体育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主要学习借鉴苏联体育理论以及20世纪80年代经由日本传入的快乐体育思想等。国外学校体育思想对各时期我国学校体育实践工作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以军国民体育思想为例，《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近代学校体育的起步，军国民体育思想的传入不仅为清末时期的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工作指明方向，更对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不同时期引入的国外体育思想还促成我国目前“一元指导，多元并存”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的形成。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体质教育思想、运动技术教育思想、成功体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终身体育思想等纷纷登上了学校体育的舞台，并最终形成了现如今以“健康第一”为核心的“一元指导，多元并存”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共同作用于学校体育的改革与发展[3]。不难发现，学校体育多元思想体系中的运动技术教育思想、快乐体育思想以及终身体育思想等均是脱胎于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外的教育体育思想。思想体系的多元化丰富了我国学校体育的理论内涵，对学校体育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方面，它促使我国学校体育吸收了当代世界先进的学校体育发展理念，具有世界性、民族性的特点，另一方面由于指导思想多样和混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快速发展[10]。甚至一些学校体育思想的产生并未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已经开始传播和运作，在推广上较为激进，在效果上较为欠缺[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