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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仁义礼智信”被后人称为“五常”。“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的“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普世价值、现实意义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民族精神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兼备了个人心性品德与人伦关系规范的双重特点。孟子最初提出了“仁、义、礼、智”四个基本德目，到西汉董仲舒把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常者，恒也，也就是恒常不变的意思。“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对“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仁义礼智信”的基本内涵、普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方面。 一、基本内涵 关于“仁义礼智信”基本内涵的研究，罗国杰、宋希仁、焦国成、张锡勤等专家学者进行了阐述，现综合其观点如下： “仁”源出《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指人所具有的一种好品德。先秦儒家都以“仁”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这是因为，中国古人重视“天人合一”，强调“与天地合其德”（《易经·文言》）。而天地之大德，是生养万物，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这正是“仁”，所以“仁”被置为“五常”之首。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一个含义极其丰富的概念，广义的“仁”是一个全德之辞，几乎可以概括所有的德目；狭义的“仁”便是五常之一，是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道德情感为主要内涵的道德规范。就这一层含义而言，它是人们处理人际关系使之符合道德要求的情感基础。 “仁”体现多方面的伦理道德价值，也是对各种美好品德的高度概括，但它有一个核心，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他又强调，这种爱“必由亲始”。“仁”的内涵还包括“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离开了道德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人，不仅不能利人，还足以害人。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后能推人。孔子提出正己的具体措施就是“克己复礼”。具体的“仁”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礼（社会道德）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行即所有行为都符合于礼，克制自身与道德相违背的一切私念和欲念，从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五常”之中，排在第二者，乃为“义”。天地生万物而不偏私，爱万物而一视同仁，所以“义”的精神，表现在人乃为无偏无私，做事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公公平平，有恩必报，所谓“循理而行”。“义者，宜也”，宜的意思是应当、应该。这也说明，人的行为要与一定的准则相适合。因此，孔子以义为立身处世之本，提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义以为质”等主张，强调君子出来做官，目的就是为了行义。所以孔子又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命题。后来，这一命题被儒家发展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义利之辨”。荀子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义胜利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西汉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清初的颜元把道义与公利结合起来，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 “礼”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精神。中国古代的“礼”的概念，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指整个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总称；二是指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所谓“礼者，德之基也”；三是强调“敬”和“让”，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道德规范，即“礼让”；四是礼仪、礼节仪式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旨在“德以叙位，礼以定伦”， “和为贵”，主要是要求人们在各种不同的人际交往关系中要有恭敬、谦让的精神和行为，以提高个人道德素质，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顺畅。 “智”是明辨是非，就是强调要过智慧的生活。《中庸》把智与仁勇并称为“天下之达德”。智，也作知，即理智、智慧。“智者不惑”。孔子兼重仁智，多次以仁智并举。“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孔子看来，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他还将智仁勇统一起来，作为志士仁人的基本道德。孟子把智当做判别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提出“是非之心，智也”的命题。汉儒董仲舒强调“必仁且智”。智的丰富道德内涵包括：知道遵道、利人利国、自知知人、慎言慎行、见微达变、好学知过、量力而行、居安思危等。 “信”被儒家称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不仅提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思想，而且把信提到“民无信不立”，以至去兵、去食，宁死必信的高度。孟子在他的“五伦”学说中提出“朋友有信”，并将信与诚相联，阐发了诚信的内在关联和规范意义。荀子则进一步将信推行于选贤治国，使信不仅是朋友伦理、交际的规范，而且扩至君臣上下伦理关系皆应以诚信为本。儒家把信看做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重视诚信的经世致用方面，强调无论上下左右关系，其诚信之德都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实好善，博济于民。 二、普世价值 在关于“仁义礼智信”是否具有普世价值的问题上，学者们普遍认为，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是中国文化的灵魂，是道德建设的基础，是中国人做人的基础，并且历来都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杜维明极力提倡，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仅与西方对话，也要与传统对话、体认传统的价值。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无疑具有普世价值。蒋庆认为，自由法治民主和仁义礼智信不能相比。仁义礼智信是人类永恒的道德，这是天不变道也不变的东西。自由民主这些东西里的内涵不是常道，是西方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出来解决他们问题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吸取西方这些自由民主法治的正面价值来丰富我们的文化，但不应承认它是普世的、绝对的人类价值。汤一介认为，儒家为人类提供了宝贵的伦理资源。开发和现代转化儒家“人之道，天之道”的智慧，对于建设全球伦理有重要意义。学者们从中国历史和当代世界两个层面具体论述了“仁义礼智信”的普世意义。 （一）历史验证 释净空老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是伦常的社会，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所看不到的[1]。伦是五伦——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即我们社会的组织。五伦组织关系非常亲密，所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在社会结构上来说非常完美。维系五伦社会的道统就是“五常八德”。特别是“仁、义、礼、智、信”，是道德的基础。这“五常”是中国人基本的道德观念。每一个人从小就要接受这个道德教育，所以一般人一生在社会上所作所为，有这个道德规范着，不至于越轨太大。我们民族在这个世界几千年来能够长治久安，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没有灭亡，就是靠这个伦常的道统来维系的。还有学者指出，“五常”所表达的是求秩序、讲安定的思想。仁义礼智信，作为一种社会道德，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对于维护民族的团结和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形成和巩固中央集权，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社会的发展，曾产生过广泛的积极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优秀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温文尔雅的民族、最团结友爱的民族、最乐善好施的民族、最宽容大度的民族。 （二）国际案例 １.韩国 冯增俊指出，正是儒家伦理的浸染和渗透，孕育出当今最具东方文化特色的韩国学校德育[2]。儒家伦理决定着德育的方向、基本内容和德育的实践形成。在韩国德育中，儒家纲常伦理教育是人生最重要课程，是安身立命的最高准则，也是借以走向世界、塑造大韩民族气质的最重要内容。韩国德育的最突出的功能是保持和传递儒学思想，在家庭教育、幼儿教育中就灌输有关儒学的观念；从初中“国民伦理”课开始就系统讲授儒家伦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三纲五常”，强调忠孝等第伦理和互相团结的精神。而儒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促使韩国人在社会活动中实践儒家伦理，把儒学融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化为民族集体性格和无穷的精神力量；它把儒家义理精神应用于民族主义上，把伦理道德视为治世之宝典，把君臣父子观念作为修身养性之德铭，引导学生把重视道德修身与重视国家民族兴衰联系起来，力图把忠孝观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培养精忠报国的有文化的韩国人。 韩国处于东西方文化冲撞的交汇点上，但却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以外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最汉化和最密切地把儒学与社会结合起来的国家。韩国儒学家李允熙在《易的原理与最高善》一文中，把易原理的阐述与五行及人的本性联系起来，阐发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意义和最高善的基本原理，提出重要的德育原则。可见韩国对儒家伦理的重视和对儒学研究的造诣。 ２.新加坡 新加坡政府认为，儒家的许多伦理观念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1982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中学施行儒家伦理课程。1985年《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开始在全国各地通用。此外，新加坡还出版了一大批道德文明教育的通俗读物，如《道德教育文选》丛书，其中收入了中国古代“劝学”、“孔融让梨”、“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道德故事，并配有英文；1990年还出版了一部英译《三字经》，该书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儿童道德》丛书。可以说，新加坡是世界上最早把儒家伦理撰写成课本，在学校作为德育科目来教学，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国家之一。 传统儒学中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但新加坡政府结合具体国情，赋予其新的内涵：所谓“忠”，不仅包括爱国，爱校，以校为荣，还包括敬业乐业；“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仁”与“爱”不仅包括爱人，还包括爱己（自尊）、爱物；“礼”和“义”，不仅包括尊敬别人、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还包括守法；“廉”就是为官的德行，是做官的基本道德规范，它要求新加坡的官员树立为国、为众人服务的思想，要有为国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耻”就是指人们的羞耻之心，号召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社会进步、富民强国作贡献。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新加坡注重法纪教育，坚持德法兼施。其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有亲切感人的理念和口号号召大家，另一方面政府则通过法治和社会引导的方式，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例如，在提倡“孝道”的同时，政府通过立法保证子女照顾和供养年迈的父母，并在住房及税收政策方面对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家庭实行优惠，而对不与父母同住的家庭实行相应的经济惩罚，通过舆论曝光遗弃父母的不道德行为，使传统道德和风俗法律化和制度化。 当代新加坡政府兼收并蓄，在加强法治建设的同时，特别提倡中国传统儒家的道德教育，并且注意通过法律的手段、制度的建设来强化和推行道德教育，这使得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却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弊端，并成当今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国家。（刘余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