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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 日本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对于儒家治国之道的应用，由来已久。明治维新以后，为适应日本工业化的需要，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一手执《论语》，一手执算盘”，开创了日本儒家式经营之风，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他倡导的“经济道德合一”说，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因素。日本现代管理思想家伊藤肇指出：“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孔子的教诲给他们的激励影响至巨，实例多得不胜枚举。”据初步统计，自涩泽荣一之后，从现代经营管理的角度解说《论语》的专著在日本就出版数十部，其中伊藤肇著的《东方人的经营智慧》一书影响甚广。日本对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着眼于适应现实的需要，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实用性强。 三、现实意义 郭齐勇认为，儒家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现代化建设，治疗现代社会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一种“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一切向钱看、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中心主义、缺乏诚信与信誉的现代化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尊重自己本土的伦理资源，加强对青少年进行本土的伦理教育。 2006年，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在广泛征求专家建议和进行社会调研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了《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一书，梳理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由来、历史发展和基本内涵，并着重阐发了“仁义礼智信”的时代内涵，有力地推动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华传统美德的研究。 具体地讲，提倡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对于当代中国具有以下意义。 （一）有助于明确道德规范，促进社会和谐 李汉秋认为，基本道德规范是要全社会普遍遵守的，要明确简要，易记易传[3]。传统美德也同样需要具体化、规范化。在旧时的许多道德规范系列中，“仁、义、礼、智、信”五常，较少封建糟粕，较易于与现代道德融通，较宜于代表传统美德。这“五常”作为中华伦理主体的重要部分，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它们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形成一种道德意识和理念，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在华夏神州已影响人们两千多年，成为民族精神的构成元素，成为全世界华人精神文化的根，是中华文化能发挥凝聚作用的重要因素。 汤恩佳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也是儒商的立身之本。在长期的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以主张儒家道德观念经商，在经商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 郭齐勇认为，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制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为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发展。“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目前，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社会的整合，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有助于传承儒家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朱若霞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地域特点。中国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这些文化中的经典经过世世代代的继承和发展，已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风尚和自觉遵守的道德规范，其中很多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在现代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 陈伯君认为，儒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它强调的修身正心的人生，是积极有为的人生，是集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坦诚之心为一胸的人生，是既入世，承载满腔的社会责任感，近而事父，远而事君，又保持“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讪于富，不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的人格操行，超凡脱俗的人生，是把幸福感，乃至相应的苦乐感、荣辱感灌注于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人生。总之，它是中华民族最富人道精神、最具创造力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国文化能把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凝聚在一起，能名扬四海五洲，为他民族所惊叹、所仰慕、所修习的原因所在。它是中国文化的基点、内核和精华，是今天中国道德建设必须依存的历史文化基石，也是今天振奋民族精神之所以必须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内在原因。 颜炳罡也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东亚文化的象征，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而且影响至深、至远、至巨。儒家伦理中所蕴涵的“仁、义、礼、智、信”，仍然是值得吸取的精髓，它能让人以健康的心态来适应社会变迁中的纷繁复杂的情况。儒家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那种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尤其值得代代相传。因此，以提倡仁义礼智信的教育为契机，也有助于弘扬儒家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高丹予也指出，孙中山在多次演说和著作中大声疾呼，希望中国人民振奋民族精神。当时国家之所以“一落千丈”，沦为“半独立国”、“半殖民地”乃至“次殖民地”，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之封建主义的桎梏。至于自身的主要内在原因，则是在于“我国失去了民族精神”。为了恢复民族精神，一方面要求“大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大国族团体”，齐心协力“共同去奋斗”，另一方面就是“恢复我一切国粹”，即“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和“固有的能力”。孙中山用现代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道德”加以筛选，着重挑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字作为“中国固有道德”中的“八德”。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儒家伦理所提倡的“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气度刚强宽厚，“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凛然不可犯的浩然正气。培养民族精神首先是培养对自己民族的一种自信心和自豪感。 冯增俊认为，儒学把国家群体与个人完美地联结起来，使每一个行为都被赋予复兴国家、光大民族的重任。韩国的朴正熙之所以能促进经济起飞，就是利用儒教从而焕发起全民族的复兴意识和激情，他的《我们国家的道路》一书之精髓乃在于社会复兴思想和民族自立精神。他提出培育国民经济自立意识，推行经济爱国主义和培养企业精神这三大战略，都贯穿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伦理意识。正是依靠这一伦理，韩国的“社会、政府、企业三位一体”、“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得以形成。 同样，中国固有的文化，也应当成为“走自己的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有开发前景的“精神动源”。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所需要的文化支撑，不能再依赖全盘进口“蓝色”文明。过去的百年史已证明，文化、道德、精神都难以靠进口。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背后，也是一种文化的选择。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民族文化智慧是培育与形成民族精神的根基。 在弘扬儒家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的途径上，学者大都认为，根本的途径就是让学生进行“国学经典”的诵读活动，让学生直接实现与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和崇高精神的对话，给孩子先打下美好高尚的精神底子，为将来做人做事奠定坚实的根基。传统美德要不断地通过儒家经典的推广而加以保障和弘扬，以免受到世事巨变的消解和败坏。倘若圣学失传，必将教化废弛，而教化废弛，必将风俗败坏。渗透着仁义礼智信精神的儒家启蒙经典《弟子规》，是道德教育的最好经典。它不仅是先人的经典，也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经典。 （三）有助于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 杨凤强调指出，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人民的思想意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事实决定了台湾社会意识必然呈现以中国意识为主体意识的特征。中国意识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实现统一的心理基础。汤毓贤也认为，中华文化早已融入台胞物质和精神生活各个层面。在台湾城乡，祭祀孔子的文庙和奉祀关帝的武庙到处可见。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和壮大的精神支柱，更是激励和鼓舞本民族成员为建设美好蓝图积极奋进的精神动力。两岸同文同宗的历史文化联系、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怀和休戚相关的共同利益，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分割不开的。因此，在关于解决台湾问题八项主张中，江泽民曾明确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又重申：“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纽带。” 吴国祯提倡要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宣传，从历史文化层面开展反“独”促统工作，以展示台湾地区的民俗、文化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优秀的传统文化间的深厚渊源关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也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各地域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经过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民族的风骨和气度，培育了民族的品德和精神，形成了维系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所有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海峡两岸对一个中国的共同文化认同，不仅有利于加强两岸的往来和交流，而且有利于反对和遏制“台独”，实现祖国统一。 在关于“仁义礼智信”对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上，高丹予说，孙中山在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基点上，还提倡在国际关系中要“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去“扶持弱小民族”，反抗“世界的列强”。可见，孙中山不仅把文化范畴中的道德观念视作中华民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绳，而将其作为民族间、国家间友好相处的法则。 王殿卿认为，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教授，到了晚年悟出一个道理：“人类文明应是道德文明主义。”他甚至说，各国的国防部都是“杀人部”。这表明人类对21世纪重建道德文明的呼唤与追求，也是人类对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的新期待。 （刘余莉） 【参考文献】 [1]释净空.认识佛教——幸福美满的教育[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2]冯增俊.儒家伦理与韩国学校教育[J].东方文化，2000，（5）：17—19。 [3]李汉秋.重温仁义礼智信[N].人民日报，2005-08-12（13）。 （原载 《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1月 第18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