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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那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我们现在讲儒学，讲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学问，都是这样：要理解你讲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老实说我们国家，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就今天而言，我觉得我们谈儒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自从董仲舒以来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继承了先秦以来，或者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读书做官”把儒书作为“敲门砖”的人）他们谈儒往往是很愤世嫉俗的。他们所愤、所嫉何来？当然不是来自“西化”，主要就是来自孔孟时代的“周秦之变”，孔孟为当时的“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而从“礼坏乐崩”中建立了一个秦制，很多早期儒家都认为这套制度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两个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认为法家就是主张霸道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驯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到某些关节点上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知道“难得糊涂”的儒者出来指责秦制，所以毛泽东会有所谓“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的说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学”影响大了，很多儒家或者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对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满，而是对以“西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进程表示不满了。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守旧派，到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对新文化表示不满的所谓保守派儒学人士就是这样，他们讲的儒学当然又是表达另外一种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当初学习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说的那种“反法之儒”发动的。所以在表达儒学里面的“差异原则”中，“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可以说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种区别。 中国古代的儒家历来有反对法家，尤其是反对所谓“法道互补”的传统。“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思想史的主线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这个斗争延续了两千多年，他为此发动了一场大家都知道的“批儒弘法”、“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当然争议很大。但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有感而发。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是崇拜“强者”吗？ 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都强调西儒的对立，这就遮蔽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西学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法之儒”。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晚清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要学习西方，而且出现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潮流，以至于到了世纪之交，好像你不谈西学就不是学问。到了民国初年，甚至发展到当时能够为中国传统进行辩护的人，往往也必须要像辜鸿铭那样本来就是一个洋人，英文比中文讲得好，他才有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会导致相当一个时期国人都争前恐后地要学习西方呢？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打着西化的旗号。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会出现那么强大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呢？ 过去我们对此有一套“三段论”的解释：鸦片战争我们打输了，发现人家船坚炮利、经济富裕，于是向西方学习“器物”，遂有洋务运动。马江、甲午之役我们有了现代海军却仍然输了，发现是专制之弊，于是向西方学习“制度”，遂有维新、革命。但帝制变共和之后国运仍不济，发现是“国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学习“文化”，遂有五四运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后我国国力增强，国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之风东渐，这套解释似乎越来越失灵了。 有人考证说，中国经济并不落后，鸦片战争前夕还是世界第一，甚至算出占全球GDP的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又说明清我国贸易大量顺差，西方工业品竞争不过，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证明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工厂”。只是鸦片阴谋才改变了这一点。但究其实，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然而用鸦片替代白银来付账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也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嘛（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就像今天的GDP高速增长之利弊一样，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仅仅讲GDP，假如鸦片战争前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战争后怎么就不是了？实际上直到甲午之时，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却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如果按“顺差就是优势”的逻辑，岂不是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世界第一，而西方工业品仍然“竞争不过我们”？ 甲午以后，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工业起步，投资品输入，外贸才在不靠鸦片进口的情况下变成大量逆差，西方工业品表现出“竞争力”了。然而，恰恰从这时起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增长率，而从甲午到抗战前这一增长率还比西方列强为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这不难理解：中国本来落后得几乎一穷二白，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但是按照上述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这样的增长率能使她变落后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经济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难道只是在抗战以后？ 在政治方面，现在的“重新认识”倾向于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有人说这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有的说科举制是现代文官制度，有人说你看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和英国女王不理事不是差不多？更多的说法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从基层到国家整个就是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大家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