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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三藏”及其子目排列应反映儒学文献发生发展的过程 “三藏二十四目”，既可以总摄儒学文献，又可借以反映儒学发展之历程。首先，儒者的特征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经是首位的。有了儒经才有儒学，故《经藏》应居《儒藏》之首。汉人说：“圣人所传谓之经，贤者所传谓之传。”既有儒经，便有儒学，既有儒学，便有儒理，故统纪儒家理论著作的《论藏》居其次。有儒经之传授和儒理之阐发，才形成了儒学发生、发展与壮大之历史，故《史藏》殿焉。《易》之《乾卦》曰：“元、亨、利、贞。”元者始也，经为儒学之源，故《经藏》居《儒藏》之始；亨者通也，黄中通理、身通六艺、通经致用，皆主一个“通”字，由通儒经而后生儒理，故《论藏》居《儒藏》之次；内圣外王、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儒者之行也，《史藏》即记儒者“德行、语言、文学、政事”等行，此即“利贞”之谓，故居《儒藏》之末。可见，经、论、史的排列，亦符《易•乾》“元亨利贞”四德。刘歆《七略》首六艺，次诸子；荀勖《中经新簿》甲部纪六艺小学，乙部纪古今诸子，尚知学术演进之迹，尚存自“元”而“亨”之序，实可借鉴。后世移其乙、丙，而以“史部”居“子”之前，甚无谓矣，兹所不取！ 一部之下子目的排列，也应体现出一种学术体系的构思：如《经藏》，先秦诸子所称儒经（如《庄子》、《荀子》、《礼记•经解》等），其排列顺序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左传》作礼、乐、诗、书），此孔子讲学、实践之秩序，于六经学术内涵无与焉。至西汉的刘歆、班固，始立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含《尔雅》）的顺序，他们的理念是：《诗》、《书》、《礼》、《乐》、《春秋》主“五常”之道，而《易》为五常之源。《汉志》述刘歆之遗法曰：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着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故《汉志》“六艺略”以《易》居众经之首，以下各经，则以其书内容所反映时代的早晚来排列。此说虽于孔子言论无征，但是将儒家经典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化，哲理化，也是有见地的，显然比《诗》、《书》、《礼》、《乐》的排列要好，故多为后世所遵循。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说： 《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 《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 《古文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 《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 《三礼》：《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有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故相从次于《诗》下。 《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当后于周公，故次于《礼》。左丘明受之于仲尼，公羊高受之于子夏，谷梁赤乃后代传闻，《三传》次第自显。 《孝经》虽与《春秋》俱是夫子述作，然《春秋》周公垂训，史书旧章，《孝经》专是夫子之意，故宜在《春秋》之后。 《论语》此是门徒所记，故次《孝经》。 《尔雅》周公［所作］，复为后人所益，既释于经，又非□□□次，故殿末焉。 这是对自《汉志》以下经部排列顺序的系统的文字说明，有一定道理，故我们编《儒藏》仍然可以保留。宋代以后，出现《四书》的提称和分类法，亦可次于十三经之后。 儒经之外，有衍说群经之“谶纬”，传播众经之“石刻”以及战国文献、秦简汉帛、“敦煌遗书”，都可附录于经部之末。 《论藏》则按先原理而后实用的顺序排列。先有儒学思想的理论阐发，然后有礼乐文化之建设和礼乐教化之实施；有理论之指导，政教的实行，而后运之百端，施及殊方，故杂议杂论出焉。于是形成论部的先“理论”，后“礼教”，然后“杂论”的排列顺序。 《史藏》以传记、年谱、学案、目录、学校、祠庙、杂史、杂考的顺序排列。原因是，欲成学派，必有经典、理论和学人，三者缺一不可，儒家学派也不例外。儒家之成儒家，端赖于有孔子为首的儒家人物，故以儒林“传记”居《史藏》之首。有儒学群体而后大师出焉，故次之以名儒“年谱”。有群体，有大师，于是乃有师传授受，故继之以“学案”。有大师，有学派，而后有著述，有教育，亦有纪念性之祠庙，故相继有“目录类”、“学校类”、“祠庙类”。凡此六类，是构成儒学史之大端。至于其它诸方面被儒学影响而成为历史者，或为弘扬儒学而成制度者，亦不在少数，因其为书太少不能自成系统，故统以“杂史”、“杂考”两类终焉。（舒大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