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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是古代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术，在中国古代三大主流思想儒、释、道中实居首位。但是，儒学的文献却没有象佛教、道教那样得到系统整理，儒学不仅没有象佛、道二教有《大藏经》和《道藏》那样，拥有一部自己的《儒藏》，而且也没有象佛学文献和道教文献那样，有系统的著录体系。明朝万历时期，孙羽侯、曹学佺先后曾有编纂《儒藏》的倡议和举措，皆因明朝的灭亡而无功中辍；清乾隆时周永年又撰《儒藏说》重加倡议，曾引起学人极大关注，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乾隆皇帝下决心编纂《四库全书》，但是《儒藏》本身也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现。1997年，四川大学曾将“儒学文献研究与《中华儒藏》编纂”列为“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2年末，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又相继召开会议，向社会发布编纂《儒藏》的消息；2003年底，北京大学在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投标中胜出，成为“《儒藏》编纂和研究”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从此，编纂《儒藏》再次成为从事古籍整理和古代学术研究的学者关注的焦点，报刊、络网对编纂《儒藏》的宗旨和意义，规模和价值，方式和方法，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讨论，足见学界对编纂《儒藏》工程的热心参与。但是，据笔者所知，目前有关《儒藏》问题的讨论还局限于“意义”（即重要性的宣扬）和“方式”（即校点或是影印）等肤浅的层面，对《儒藏》编纂学上的许多问题还未能深入讨论，或者尚认识不足。特别是编纂《儒藏》时不可回避的分类原则和著录体例问题，目前学人采取的只有简单的取舍态度，还缺乏认真的研究。如有人主张“按作者生卒先后排列”；有人主张“采用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四部分类法”；或又主张“采用‘经、史、子、集、丛’五分法”。为何采用这些编排方法，又都没有进一步说明，似乎这是一个不必讨论的问题。 笔者以为：举凡古之大著述，大工程，无不重视体例，讲究类目，编纂丛书，也是如此。如果类例不立，系统不建，学统不清，源流无别，丛书将不成其为丛书，学术也达不到彰明之目的。即或是有旧时体例可以因循，省却许多烦恼，但如果因陋就简，不思更张，必然削足适履，难以完全适应，即或勉强采用，也是他人体例，非我自家风范。故欲成大事业，成大著述者，必先明其宗旨，思其体例，首建系统，以自成风纪。是故向、歆司籍，九流以别，爰著《别录》，分立《七略》，使九流百家各有所统，诸子群书自得其归。唐撰《隋书•经籍志》，清修《四库总目》，虽然改六分为四部，类目也有很大调整，但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建立类例，以统群籍之功用，实与向、歆父子无别。 北京大学曾宣称：他们“实施的《儒藏》编纂工程，字数将超过八亿，规模相当《四库全书》”，这无疑是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作为《儒藏》这样大型的、专题的，也是前无古人的丛书，如果没有分类，如果无所创新，不仅与如此浩大的工程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且也与儒学文献的具体实际、学人阅读和使用《儒藏》时的特殊需求极不吻合。因此，只“以作者生卒年代编排”的构想显然不合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需要，其不能作为大型丛书（特别是《儒藏》这样的学术性丛书）的编纂方法，是显而易见的。“经、史、子、集、丛五分法”呢，这是在丛书中又列“丛书”，无异《儒藏》中再有“儒藏”，大有叠床架屋、繁复绞绕之感，也是显然不妥的。故兹二说，这里暂且不予讨论。那么，据说是“最能代表儒家学术观的四部”法又如何呢？我们的直观感觉是：照搬旧法，缺乏创意；道大难容，文不对题。说它“照搬旧法，无所创新”，是由于“四部”分类法自魏、晋时期就已经成为国家图书的收储方法和著录体系，至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当时的图书状况，当时的学术传统，必然与今天现存的图书状况和学术研究需求已经极不相当了，照搬旧式，无所创新，如何可以？说它“道大难容，文不对题”，是由于“四部”分类法系百科群书、三教九流等综合性图书分类体系，儒学当时只属于其中的一家，今天要编专科型《儒藏》，如何能够兼备众体？因此，“四部”分类法虽然已注意到要为《儒藏》找到了一个“分类体系”，但是找到的并不是科学的、合理的。因此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四川大学自1997年以来，即对儒学文献作过一番调查和分析，在分类问题上也曾有过初步探索，这里愿结合这些摸索，谈点个人关于《儒藏》分类体系的体会，以就正于方家。更希望学界从事文献目录和儒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 一、论“四部”分类法的形成和适用范围 诚然，“四部”分类法确是中国古代文献分类的主要方法，但它不是唯一的方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方法。就像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一样，它的适应对象也有其特定的范围。“四部”法是在中国古代文献类别不断增加，同时部分图书又在日渐减少的情况下逐渐形成的，它是针对中国古代综合性文献的状况（即无所不包，不所不有）而设立的。 中国目录之学自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以来，经历了许多次演变，其分类有六分、四分、五分、七分、八分。为八类；寅《邓氏书目》在“四部”之外，增加艺录、方技录、类录，共为七部；郑樵《通志•艺文略》于经类外，又有礼、乐、小学；诸子类外，有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加上史类、文类，共十二类。直至清儒，虽然官修《四库全书》及其《总目》已经“钦定”为“四部”，但是学人著书仍在继续探索新的方法，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在史学外，有地理、金石；诸子外，有天文、医律、类书、书画；加上经学、小学、词赋共为十类。这些探索都更接近群书增损的实际，也更符合日益专深的学科研究之需要。 总结以上所述，目录分类方法的创立，其原则不外二种，一是便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图书种类和数量的增减和多寡。有其书并已达到一定数量，就应为之立目；无其书（或是虽有而量太少），就没有必要空存类目。要其总归，端在于切于实际和合于实用而已。故余嘉锡先生说：“自来言及书目，辄曰经、史、子、集四部。实则自齐、梁以后已尝数变矣。今之学术，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决非昔之类例所能赅括。夫四部可变而为五（祖暅），为六（《隋志》），为七（阮孝绪、许善心、郑寅），为八（李淑），为九（王俭），为十（孙星衍），为十二（郑樵），今何尝不可为数十，以至于百乎？必谓四部之法不可变，甚且欲返之于《七略》，无源而强祖之以为源，非流而强纳之以为流，甚非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余著《目录学发微》4）实可鍼死守“四部”法者之膏肓矣！ 吾人谈《儒藏》分类，是袭用《七略》，抑或采用“四部”，或是采用其他，首必须知道，就目前而论，《七略》、“四部”等等，皆系百科群书的分类著录方法，并不是为专题丛书设立，更不是专为《儒藏》而设的。《汉志》以《六艺略》统六经、小学之书（附录史部之书）；《诸子略》统儒、道、名、墨、法等九流十家著作；《诗赋略》统赋、诗等作品；《兵书略》统军事理论及技巧等著作；《数术略》统天文、历法等著作；《方技略》统医药、神仙之书。除《六艺略》（史学著作又除外）、《诸子略》的“儒家”之外，凡乎都不是直接的、真正的儒学文献。 “四部”分类法也是如此，其《经部》大部（除少量小学著作外）、《子部》“儒家”，尚可以说是纯粹儒家著作，其它各部（如《史部》、《集部》）都只有少部分属于儒家作品（如《史部》“正史类”的儒林传，“传记类”的孝子传、忠臣传等；“编年类”的名儒年谱，“综录类”的学案等。至于“纪事本末类”、“别史类”、“史钞类”、“载记类”、“地理类”并不直言儒学，故留之无益。《集部》的文集，实为杂汇，多半不言儒理，一概存之，亦非良法），因此再一成不变地完整地保留一个《史部》或《集部》就完全没有必要。 由此可见，专题性丛书如果再一味照搬综合性丛书的分类法，就显得不伦不类，“道大难容”了。专题性丛书主要功能应该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四部”法既不是专为儒学文献而设，当然就不能完全满足《儒藏》的需要。如在分类上，或按内容（如经、史、子）分，又按书籍体例分类（如子部杂家、类书；集部之别集、总集等），标准既不统一，当然就无法反映出《儒藏》“按书之性质分部，因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嘉锡《发微》卷4）的特殊性来。此不可不知。 二、论专题丛书当自立门户、别构营图 专题性丛书，必须结合专题文献的具体实际，根据专题研究的学术需要，进行既科学又实用的新式分类。中国历史上的佛教丛书《大藏经》和道教丛书《道藏》就是如此。《大藏经》用经、律、论来统摄佛学文献；《道藏》用“三洞四辅”来统摄道教文献，都是从自身文献的实际情况出发，并没有直接照搬刘氏的六分法或荀勖的“四部”法。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儒学丛书的编纂从来还没有探讨出一套系统的科学的分类方法。 《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孔子世家》也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庄子•天运篇》载孔子自叙“繙十二经以教”。说明孔子是最早将儒家经典汇集在一起，并形成了“六经”或“十二经”概念的人。 刘向、刘歆《七略》的《六艺略》记儒家经部图书（按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排列，附史书于《春秋》之后）103家，3123篇；《诸子略》“儒家类”记《晏子》、《子思》、《曾子》以下至《刘向所序》、《扬雄所序》儒学诸子53家，836篇。两类共有儒学文献156种，3959篇，已备儒学文献经部、论部二体。但是相对于“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来说，还只是百科中的一科，《七略》还不是儒学文献的专目。此后的四分法的《中经新簿》、《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七分法（或九分法）的《七录》、《七志》等等，其中也都著录有儒学著作，但都还不是专门的“儒学文献目录”。(舒大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