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兼论陈亮与朱熹哲学分歧在战争观上的表现 陈亮(1143—1194)是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青少年时“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酒酣，语及陈元龙周公瑾事，则抵掌叫呼以为乐”。陈亮议论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尝考古人用兵成败之迹，著‘酌古论)。史载“ (亮)著<酌古论>，郡守周葵得之，相与论难，奇之，日： ‘他日国士也。’请为上客。”嬲乾道五年(1169)，陈亮上《中兴五论》论战争策略、朝政改革，不报，退而修学于家。孝宗、光宗年问，陈亮六次上书皇帝，“六达帝廷，上恢复中原之策”撕。陈亮的<酌古论》、《中兴论>及上书，集中表达了他的战争观，其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陈亮强烈要求抗金复国，反对议和苟安；其次，陈亮重视“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 的英雄人物在抗金复国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朝廷应该以不常之法起用英雄豪杰、抗金复国。这也是陈亮与朱熹在有关“道” 与“器”、“道” 与“人” 之关系的哲学思想分歧上的集中体现。 一、关于“道” 与“器”、“道” 与“人”之关系：陈亮与朱熹的哲学思想分歧 <宋元学案》称： “当乾道、淳熙问，朱(熹)、张(拭)、吕(祖谦)、陆(九渊)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崛起其旁，独以为不然。州啪陈亮与朱熹等人哲学观的分歧，直接形成了朱熹、陈亮战争观的不同。陈亮与朱熹哲学思想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道” 与“器” 的关系 朱熹认为，“理” 为世界存在的终极本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他认为，理在气先，即在由气形成物质之前，理已经存在：“先有个天理了，却有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 “舯“，“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第“肌”。理(即道)是万物形成的形而上的终极本体和根据，而理在气先，就是说，“道”是存在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外的精神本体，是超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种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原则，人们应该去追求的超离于现实社会的精神之“道”，即“天理”。 与之相对，陈亮认为宇宙皆由万物构成：“夫盈宇宙者无非物， 日用之间无非事。” “道”并非超离现实的精神本体，而是存在于形而下的日用之事中：“夫道之在天下，无本末，无内外”， “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形于事物之间者也”， “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舍天地则无以为道州，“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 ⋯ 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问者，与生俱生，固不可得而离也州。道外无事，事外无道，道和事(或物) 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与事物紧密结合的“道” “无本末，无内外”，即无边无际，充满于日常万物之中。 陈亮认为， “道”并非空谈玄论，而具体体现在实际的社会功效中，道德和功利是统一的：“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 “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为哉!”陈亮借孔子评论管仲语“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幸fE矣”，证明孔子“亦计人之功” 。“道”和“事”、“功”本身是统一的，脱离了实际事功，“道”就不存在，即其所称： “道之在下，平施于日用之间，得其性情之正者。” ” 同为浙东学派思想家的陈傅良评价陈亮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说也。” (二)关于“道”与“人” 的关系 朱熹称：“若论道之长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他认为， “道”是一种普遍存在并且亘古贯今的永恒存在，它“非人所能预”，“人” 只能体悟“道”，遵循“道”，而不能影响“道”，如三代君主遵循理义而行王道，则“道” 得以运行不息，到了汉唐时期，君主们逐利欲而行霸道，则义理不存而人道息。在“道”与“人” 的关系问题上，“道”是可以脱离人、不受人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性命之理，出于天道之自然，非人私知所能为也”朱熹还认为“人人有一太极”，每人所具有的太极就是这人的心中之理：“性便是心中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会之地”㈩并¨4脚，在“道” 即“理” 面前，人所能做的就是“格物致知”，通过“持敬”、“修行” 的工夫“发明本心”，完成“理”之在“人”的自完、自足， “一心具万理，能存心，而后可以穷理”( 册如。这是在强调“道”对“人” 的绝对主宰性、制约性，从而取消了人在历史面前的能动性。 陈亮对此针锋相对：“夫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人之所以与天地并立而为三者，非天地常独运而人为有息也。人不立则天地不能以独运，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矣。夫‘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者，非谓其舍人而为道也。若谓道之存亡非人所能与，则舍人可以为道，而释氏之言不诬矣” ，认为“道” 是不能离开“人” 而独立存在的， “人” 完全能够作用于“道”，充分肯定了“人为” 的重要性。他进一步指出：“使人人可以为尧，万世皆尧，则道岂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无异于桀，则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废亦已久矣。” 这就是说“道” 的兴废依赖人为作用。陈亮在此强调“人” 能“预”道，是肯定积极创建事功的英雄豪杰能够使“道⋯ ‘光明盛大于天下”；强调“道”须依赖于“人”，“道”的常运不息必须依赖这些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陈亮认为国家兴亡、人事变迁、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谋”，突出强调人的能动作用。他称：“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 ，声称自古以来英雄豪杰之所以能够摧坚陷敌、开疆拓土、建立功勋，“未有不本于谋者也” 脚，“成天下之大功者，有天下之深谋者也” 二、主守与主战——陈亮与朱熹战争观的分歧 朱熹认为“道”是超越现实的精神本体， “道” 的实现在于士人“格物致知”、“持敬修性”，与日常之事无涉，与抗金复国之事亦元关。在宋金战争背景下，朱熹的性理之学在客观上与明哲保身、恃和苟安的士风相迎合，成为南宋中期“主守派”政治军事观的重要理论基础。陈亮从哲学观点论证“道”在宇宙万物中，“道”在日用之“事” 问，认为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下， “道”主要表现在抗金之“事” 中，抗金复国的实际效果就是“道”实现程度的具体表现， “因事作则”的原则也不是一种玄而无著的精神本体，而指根据中原沦陷、人民流离时代背景下，确立北伐复国的统一意志，商讨明确的抗金复国策略。这样，陈亮与朱熹关于“道”、“器”关系形而上层面的哲学问题的论争，最终落实到形而下层面上是主战还是主守的战争观的论争上。 作为“性理” 之儒的代表，朱熹所倡导的观点偏重于道德修行的“内圣” 工夫，而忽视了传统儒学中“外王” 的事功精神。在形而下的政治、军事观点上，朱熹等人提出先“内修政事”、后“外攘夷狄”。所谓“内修”者，不外乎要求皇帝修“上古帝王之学”，以仁德治天下；大臣持敬守诚，修炼心性，即主张“君止于仁，臣止于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 ‘止其所者’，即止于至善之地也” 第。 ，提倡“执古御今，以静制动”第胀 。归根结底，这是在强调“静”守，强调修炼心性的“内圣”工夫。在抗金北伐的态度上，朱熹虽然反对与金人议和，但主张先加强守备，然后伺机北伐抗金。隆兴元年(1163)十月，孝宗召见朱熹，“(朱熹)对于垂拱殿，⋯⋯末言：‘古先圣王所以攘外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业，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纪纲。原纳谏诤，黜远邪佞，安固邦本。四者为先务之急，庶几形势自强而恢复可冀矣⋯ 姗，又称“苟政事之不修，而嚣嚣然务以外攘夷狄为功，亦见其弊内以事外，而适所以为乱凶之资也” ，认为周宣王中兴，不外乎“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二途，但内修政事是置于外攘夷狄之先的。他还称：“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战便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且有个硬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问，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多是乱说耳”第”肌 ，主张以守备为主，首先加强朝廷军事力量、整饬朝政纲纪，方可图恢复之事。 在“道”与“器” 的哲学思想观照下，陈亮表现出激进的战争观。他强烈反对与金人和议，积极主张抗金复国。他称：“中国，天地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 他认为“夷狄”入主中原、占据“天地之正气” 之所在，是历史的倒退与文明的沦丧，而“我国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无也；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国，而蠢尔丑虏安坐而据之，以二帝三王之所都，而为五十年犬羊之渊蒌，国家之耻不得寻，臣子之愤不得伸，天地之正气不得而发泄也”。他还认为，当前之急务应在于抗金复国，恢复中原故地文明，使承继正统中原文化的宋朝廷还归故地中原。他指出，宋孝宗“愤王业之屈于一隅”，“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应该推进抗金复国大业，“海内涂炭，四十余载矣。赤子嗷嗷无告，不可以不拯；国家凭陵之耻，不可以不雪；陵寝不可以不还；舆地不可以不复”。陈亮指出，自从秦桧主和，“忠臣义士斥死南方”， “三十年之余，虽西北流寓皆抱孙长息于东南，⋯⋯亦不知兵戈为何事也!”口拉宋廷偏处江南， “(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其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朝野上下都沉迷于江南侈靡风习，如果再这样下去，“过此以往而不能恢复，则中原之民乌知我之为谁?”形势变化如此，抗金恢复大业“可得而缓乎?” 这指出了孝宗抗金复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表现出强烈激切的复国之情。 以此为出发点，陈亮对以朱熹为主的性理之儒大加批判：“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瘴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 他批判朱熹等儒学家空谈性命、不务实利，在民族危亡之际无补于现实，激烈批判朱熹等性理之儒学思想成为主守苟和政策的理论依据，表达出抗金复国的激进态度。 三、“醇儒” 与“成人” — — 关于“人” 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分歧 朱熹认为“道” 是客观存在的， “道非人预”。在“道” 面前，士人的作用仅限于通过学习儒家正心诚意之学“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而成为“醇儒”珈， “但当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使穷而有以独善其身，达而有以兼善天下，则庶几不枉为一世人耳。”螂朱熹根本没有将“人”与“道” 与抗金之“事” 联系起来，也就不会认识到“人” 在抗金战争中的作用。陈亮认为“道” 的具体实现离不开“人” 的作用，“人”、“人谋”才是“道” 的最终实现者，这个“人” 是指能够治理国家、抗金复国、创建事功的英雄，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即“成人”，朝廷也必须起用英雄，实现“抗金复国”的“大道”。这样，陈亮就在“道” 与“人” 关系的哲学理论基础上，把抗金复国大业与英雄豪杰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他与朱熹注重内修的保守战争观不同的激进战争观。 陈亮所提倡的“成人”，即“英雄”，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不仅具备文才，而且具有武谋、武略，“本领宏大开廓” ，“才德双行、智勇仁义交出而并见”。他认为，“英雄”之才本不分“文”、“武”，是“英雄”就必具有文韬武略： “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世之才；武非剑檐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瑚这一点涉及“英雄”内涵文化意义的历史变化，限于篇幅，不予论述。 陈亮对朱熹“醇儒” 之学表示极度鄙弃，对自己“成人”之学具有“推倒一世之智勇” 的英雄气概极其自负：“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悴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 朱熹总结陈亮的人才观道：“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 “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瑚‘虽为批评之语，但准确地指出了陈亮以人物实际社会功效为标准确立的“成人” 观。其“英雄”是“血气粗豪”、使气建功的人物，与朱熹提出的“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 的“大英雄人 舯截然不同。 陈亮充分肯定“人”在实践“道” 中的作用，反对朱熹所谓的“道非人所预” 的观点，重视“成人”，反对“醇儒”，旨在强调宋廷必须依赖豪杰英雄抗金复国，“论恢复则日精间谍，结豪望”，主张朝廷改变“国家以科举造士”， “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准绳之中” 、使“才者以跞弛而弃，不才者以平稳而用” ”’的现状，突破常规选拔天下英伟奇杰之士，“有非常之人，然后可以建非常之功”， “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则电扫六合，非难致之事也”，以不常之法起用草泽野莽之士，“为四海自振，使已弃无用之人时得一见，时通一书，发胸中之扫灭未尽者”“，并“合文武为一涂，惟才是用”，这样才能实现北伐抗金、恢复中原故地的目的。陈亮对自己的英雄之才非常自负，他自称：“绍兴辛已、壬午之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名公巨臣之所许。” 虽然他声称屡次上书干预论恢复之策，其目的乃在于“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不为“博一官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出，陈亮对英雄之才在抗金复国中重要作用的强调其实正是他自己希望为朝廷所起用，为实现体现了儒家之大“道” 的抗金复国之事建立功勋的心声。 陈亮是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代表，强调“道”在“事” 中，“道” 在人为，是其“专言事功” I啪思想精神的集中体现，与以朱熹为代表的性理之学“道” 在物外、“道” 非人预的观点针锋相对。在其哲学思想观照下，陈亮形成与朱熹以守为主的保守战争观不同的激进战争观。这是陈亮、朱熹哲学思想分歧在形而下层面的体现。 本文作者：刘春霞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文法系，广东广州 皮云华 湖南省澧县职业中专，湖南澧县 本文出处：安康学院学报 2009年6月 第21卷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