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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现代新儒家和五四启蒙战士一样看到了中国文化所存在的根本缺失，特别是缺少西方源自希腊的那种讲求严密的逻辑论证的学术传统和科学精神、以及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民主政治。但是，五四自由主义人物虚怀若谷，主张向西方学习，从西方移植个性独立、自由民主、科学理性等造合于现代社会发展却在中国发育不良的人类普遍价值；新儒家却带着偏狭的民族主义激情，硬是要勉为其难地从儒家之本中“开出”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来。两种路向之高低，似乎不难辨明。 至于新儒家们大声疾呼要维护的儒家道统与“道德宗教”，可谓壮怀激烈，至为感人。问题在于，在新儒家看来代表着中国文化之“血脉”的“心性之学”，是否真能继续统摄中国人心以至于整个西方人心(文化)，他们自己也毫无信心。对“花果飘零”的无限忧伤，是新儒家们的普遍心态。历史也早就证明，空谈心性对于社会发展于事无补。 从情感上说，无论是经由“直通”还是“曲通”，如果能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和制度，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如果历史表明此路不通，我们没有理由死死抱住这条独木桥。将传统神秘化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一些传统是无意中相传相习而成，一些传统则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两者都是人们在特定时空中为了适应人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今日所立之规矩即为明日之传统。当代中国知识界如果有志于超越五四，其首要责任正是要带着饱满的理性、心平气和地从东西方两种文化中吸取文化资源，培植民主、科学以至于整个现代社会赖以健康发展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古来不发达、于今尚付缺如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法治精神。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正轨应是只问高低，不问“东”、“西”。 二、“新儒学”还是“后儒学” 现代新儒家的专家郑家栋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当代新儒家越来越将对儒学的诠释与阐发当成“为学”而不是“弘道”。而新儒家的本质特征不在于“为学”、而在于“弘道”；一旦学术、知识的探求成为其主导方面，作为特定学派的新儒家也就失去其特有的规定性，从而成为；一个走向消解的群体。平心而论，只要认为并推广儒学的人都可以称为“新儒家”，对这一称号大可不必那么认真。 “新儒学”这一概念值得讨论，因为中外学术界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相当混乱。“新儒学”(neo -Confucianism)是冯友兰在1922年的一篇英文论文中首次使用的，指的是区别于原始儒学的宋明理学。此后neo-Confucianism便在西方流行开来，至今仍旧是专指宋明理学。与70年代未以来，先是在港台、随后在大陆使用“新儒学”一词来概括五四以来新儒家的思想与言论。但这种用法并没有在西方获得认可与流行，大概是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乱。国学研究素来注重考据词章，对于“新儒学”这一重要概念却不较真，也属奇迹之一。 避免概念混乱，也为了名实相副，用“后儒学”(Post-Confucianism)一词来概括五四以来新儒家的思想言论，似乎更为合适。宋明时代之儒者成功地“援佛人儒”，以原始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为主干、吸收佛学有关“超越”等方面的思想成分，证明“心性”与“天道”、“天理”的一致性，创立了完整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以“新儒学”来概括他们的思想，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当五四以来的现代新儒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王朝统治和大家族制度崩溃了，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儒家政治伦理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也崩溃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是西来的、全新的、更高级的工商业文明的全面挑战口新儒家们深感儒学处于存亡绝继之秋。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象宋明时代的儒者那样、凭据儒家的政治伦理为主干来重振儒学。 漱溟以降，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所诠释、弘扬的儒学已不再有“君臣之大义”、“男女之大防”以及传统的儒家纲常名教所要求的伦理规范。原始儒学最关键的两个中心观念是“礼”与“仁”，前者是维护等级尊卑秩序的一整套政治伦理规范，后者是将这种外在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内在道德追求和修养。现代和当代的新儒家们抛弃了“礼”，并从知识、智慧和情感的角度去诠释“仁”，将儒学归结为一种生活、一种态度、一种意境、甚至于一种工作伦理。由是观之，新儒家已经置换了原始儒学的中心观念。他们既继承儒学的余绪、以重整儒学为职志，同时又反对、抛弃儒家的纲常名教，并热烈拥抱与儒家纲常名教截然对立的现代自由民主观念及其他与传统儒学异质的现代价值。他们与原始儒学之关系，恰如“后现代”与“现代”之间的因缘与断裂，因而将他们的思想言论称为“后儒学”，更顺理成章。 存发展的机运而言，现代社会已不再有“新儒学”(宋明理学)的位置，“后儒学”则或许有光明的前途。前文提及，“儒家资本主义”曾经成为东、西方共同的热门话题。日本、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迅速实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已足以表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存在着韦伯所概括的“新教伦理”的对应精神品性、存在着有利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工作伦理”，而且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也存在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尽管这些“工作伦理”和文化资源是否都可以归结为儒学思想、它们对现代化进程究竟有多大的推动作用，学界仍然争论不体。 曾在另一处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精神品性本就更适合于后工业社会而不适合于现代化，当中华民族把握时机迅速走完了现代化的艰难行程，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文明在后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光芒和魅力。”西方一位中国学家还在东亚工业化起步不久的80年代初就提出了“后儒家的挑战”这一命题。他小心地假设：“如果西方的个人主义适合于工业化的开拓时期，后儒家的‘集体主义’也许就更适合于全面工业化的时代。”当然愿望与假设不等于现实。 现代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确实存在着诸多人文困境，例如家庭解体、工作热情衰退、人生意义目标的迷惘、越陷越深的精神空虚、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等等。关心人类命运的全球学人都在苦苦追寻医治“后现代综合症”的灵丹妙药。一些学贯中西的新儒家，居然无视西方人文主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一基本的事实，重弹西方人道德破产、只讲功利和“工具理性”而不讲道德修养的旧调，简直是匪夷所思。但是，如何创立适合于后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情怀，确实是困扰西方哲人的难题。福山在其十分畅销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欢呼自由民主主义在全球的凯歌行进，并将自由民主主义当做全人类最高的共同理想，但是，对于人性自身的弱点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弊病，他自始至终带有挥之不去的忧虑。 绝不应奢望中国一些古老的思想足以担负起拯救人类的重任、将会在未来“定于一尊”。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其他民族的大众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忱，甚至也没有迹象表明新儒家所推崇的那些伦理道德及人文关怀对中国的大众有什么影响。不过，如果我们不是虚妄地幻想重建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而是带着现实的态度来建构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的精神境界与内心的安宁、重视人伦情感、重视家庭和社会和睦等价值为中心的“后儒学”文化，这一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应当没有疑义。就中国本身而言，当中国已经扎扎实实地告别了“前现代”，经过改造而属于“后儒学”范畴的“心性之学”可望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而大有用武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