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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传统国教与三代思想、孔学儒学和老子道家的“交集”比重 我们国家这种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传统源自于中华先民自发形成的崇拜祭祀活动，没有创始人，除了《易经》最初作为卜筮活动的纪录外也没有什么经典，因此其本身也没什么思想理论。作为三代时期思想汇集的经典《尚书》和《诗经》，其中有相当丰富的有关“敬天祭祖”这一宗教活动的领悟和思考，为这一宗教传统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中国传统国教与三代思想或称上古儒学之间这种“交集”的区域是很大的。 在我们中文世界很多研究者的心目中，“哲学”与“宗教”似乎是分得很清的两门学问。但很多西方研究著作中都主张：“哲学”与“宗教”是无法截然区分的，区别只在于各自比重的大小。例如，《圣经》《可兰经》中都有丰富的有关伦理道德、社会生活的主张和论述，但因为宗教言论比例更大，所以归为宗教经典；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都有深刻的有关宗教神学和形上学的思考，但因为所占比重较小，所以这二人被归为哲学家。 《尚书》和《诗经》篇幅较大，要全面分析工作量会很大。因此只选取了《尚书•周书》中周公的思想言论做一分析。属于周公的今文经文有十一篇，古文经文有两篇，据我数总共7400余字。其中“天”字出现了59次（不计“天子”和“天下”），“天帝”意义上的“帝”字出现了26次，没有“天道”意义上的“道”字。“天”和“帝”出现频率共计约为千分之十一点四。 相比之下，《论语》约一万六千字，其中“天”字出现了23次（不计“天子”和“天下”），没有“天帝”意义上的“帝”字。在这23个“天”字中，有几句还是其他人讲的，属于孔子的只有19句（如“天厌之！天厌之！”这类重复性语句算两句）。《论语》中“道”字出现了80余次，但基本均指“圣人之道”；“天道”意义上的“道”字可以说仅否定地出现了一次：“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此，孔子思想言论中有关“天”等宗教思考的比率可以说仅为周公的大约十分之一。《论语•公冶长》中载子贡的话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也载孔子本人的话：“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等。这些话都从另一侧面说明孔子对宗教思维、形上学探索、人的灵性本性思考是很淡薄的。 在三代中，周代的宗教氛围并不是最浓厚的。虞夏时代的宗教色彩至少与周代差不多，而商代的宗教气氛要明显重于虞夏和周代。因此，要说三代时期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思辨比后来孔学儒学要高出数倍，这一论断是能够成立的。 再看一下《老子》。今本《老子》共约5500字，其中“天”字出现了30次（不计“天子”和“天下”）；“天帝”意义上的“帝”字出现了1次；“道”字共出现了71次，其中“天道”意义上的“道”字约为40余次。可见《老子》对“天”和“道”等形上学的思考又重于三代思想。 这样我们可以说，孔子思想中由于宗教思维和形上学探讨的比例很低，所以只能归为哲学思想。《老子》中对形上学和人的灵性的探讨比例很重，因此既可以视为哲学典籍也可以视为宗教典籍。而三代思想则介于二者之间，似可视为“宗教色彩很浓的哲学思想”。 由于三代时期的思想中宗教色彩很重，所以国内外都有人将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这一宗教传统称为“三代时期的宗教”或“中国古代宗教”。上引利玛窦的话中也盛赞中国古代的宗教传统和“罕见的智慧”。但自西汉中期后，宗教思想淡薄的孔学儒学在社会上起着很大影响，因此对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这一宗教传统的思想理论支持也减弱了，用利玛窦这位宗教家的话来说就是“变糊涂”了。 当然，反对宗教的人会赞赏孔子所起的作用，肯定孔子使中国人离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更近了一些。但在另一方面，面对进入中国的佛教和基督教，宗教思辨被孔子削弱了的儒家思想无法与其相持、对话，只有道家思想在“孤军奋战”；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这一宗教传统虽然形式上非常完备，但由于缺乏足够思想理论的支持，几被视为“民间宗教”，并被很多人以为“中国没有传统国教”。因此，孔子对上古儒学传统中宗教思辨的削弱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恐怕还是要从多方面来考虑。 六、上古儒学中有关中国传统国教的思想理论 上面提到，我们国家这种以“敬天祭祖”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传统源自于中华先民自发形成的崇拜祭祀活动，其本身并没什么思想理论。三代时期的思想、或称上古儒学，对这一宗教传统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思考、有着很深的感悟，这些思考和感悟对这一中国传统国教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支持。这些思想理论散见于《尚书》、《诗经》、《周易》、《左传》、《国语》等“前孔子”的典籍和记述中，《逸周书》、《周礼》等古籍中的一些记述似也可作为参考。从这些散见于众古籍的资料记述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古时代的宗教思辨和感悟是非常广泛深入的，也是极为深刻理性的。与其它各主要宗教相比，也许是最理性的。下面择其要者，做一初步梳理。 1.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任何宗教传统都有赏善罚恶的观念，中国传统国教也不例外。《尚书•汤诰》中讲：“天道福善祸淫”，《尚书•伊训》中讲：“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而中国传统国教的特点在于：把赏善罚恶的重心放在“德”字上，而“德”的重心又在“民”字上。 周公在《康诰》中讲：“惟命不于常”，《召诰》中也讲：“（夏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因此“王其德之用，受天永命”。周公、召公的这一思想后来演进成“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在中华民族思想观念中起着重要作用。《尚书》中还有：“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皋陶谟》），“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大禹謨》），“天难堪，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咸有一德》），等等。《左传》中也记载有一些这方面的精辟思想：“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僖公五年），“天祚明德”（宣公三年），“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昭公四年），等等。 而“德”的重心和具体体现又在“民”字上，在上古典籍中，这方面的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仅举一些精警格言如下：“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尚书•汤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尚书•召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尚书•咸有一德》）“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桓公六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左传•文公十三年》），“恤民为德，……如是，则神听之，介福降之”（《左传•襄公七年》），“民和而后神降之福”（《国语•鲁语上》），“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瘼）”(《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皇矣》),等等。 2. 天人合一 从上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观念中，都可以直接引伸出“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儒家所特有。人们熟悉的《老子》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达生》中的“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管子》中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阴阳家“敬顺昊天”、“敬授民时”（《汉书•艺文志》）、《黄帝内经》中的“人参天地”、“与天地如一”等，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 “天人合一”这一观念既可以作唯物主义倾向的理解和发挥、也可以作神秘主义倾向的理解和发挥、还可以作神学倾向的理解和发挥。中国历史上这三种倾向都很源远流长，在此不作详述。 有必要提及的是，“天人合一”这一思想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文艺复兴后欧洲盛行的基督教神秘主义流派中就有“大宇宙（macrocosm）”和“小宇宙（microcosm）”的思想。他们认为人作为“小宇宙”是外界“大宇宙”的缩影，并受“大宇宙”的影响；而人可以通过发掘自身潜力来影响万物乃至大宇宙。他们声称自己继承的不是基督教会的传统，而是古希腊人和古埃及人的智慧。他们留下了多部用拉丁文撰写的深奥的著作。他们这种“大宇宙”和“小宇宙”的观念同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相当一致的。 3.“天道远，人道迩”、“吉凶由人” 每个宗教都会涉及“天（神）”和“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传统宗教观念中始终有在“天”、“人”关系上积极主动的优良传统。春秋时代郑国大政治家子产讲：“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重人事而轻鬼神”是那个时代一些知识精英的可贵见解，再举两个例子： 在人们所熟悉的“曹刿论战”一事中，曹刿问鲁庄公凭什么打仗，鲁庄公说他在祭祀时总是很虔诚，曹刿说：“小信未孚，神弗福也。”鲁庄公又说他在审案时总是很认真，曹刿这次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左传•庄公十年》，即孔子出生前约130年） 有一年宋国落下五颗陨石，又有六只鸟被大风吹得倒飞过宋的都城。这时正好周内史叔兴来访，宋襄公就问这两件事主何吉凶。叔兴信口答道：最近鲁国多大丧，明年齐国有内乱，您想要得到诸侯拥戴而不成功。退下来后，叔兴对别人讲：襄公问了不该问的事。陨石和大风都是“阴阳之事”，同吉凶没关系，“吉凶由人”。我不过是不便违拗国君的意思，信口应付就是了。（《左传•僖公十六年》，即孔子出生前约100年） 在上古典籍中还有不少对“吉凶由人”的深刻见解和精警格言，例如：“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尚书•太甲中》）“惟吉凶不潜，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尚书•咸有一德》）“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诗经•小雅•何人斯》）“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诗经•大雅•文王》）等等。 《礼记•表记》中记载孔子的话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看来，“事鬼敬神而远之”、“重人事轻鬼神”是周初先民为中华民族打下的良好风尚基础。 孔子显然也继承了周代“事鬼敬神而远之”、“重人事轻鬼神”的优良传统，但似乎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方向又迈了一步。如《论语•先进》中载有他的话：“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述而》中也讲“子不语怪、力、乱、神”。这种不说不问不关心不探索的态度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宗教态度是有很大影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