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熹一直在很努力地构造他理想中的道统谱系。这项工作大体分两方面：一方面，朱熹穷尽毕生精力来诠释与孔、曾、思、孟道统传授谱系相对应的著作系统，即被合称为“四书”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按，<大学>、《中庸》从中脱出单行，均为二程以前的事，在北宋早期的太宗、仁宗两朝，即有分别将<儒行>、《中庸》两篇从《礼记》中抽出刊刻，作为对新科进士赏赐的政府行为。但“四书”逐渐开始成为一个与“五经”相对应的独立经典系统，则主要是程、朱等人表彰的结果。到南宋晚期，理学开始了官学化历程，又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皇帝下诏将“四书”作为科举考试之侯质，这一新的经典系统最终取代“五经”系统，成为官方意思形态的标准教材。同时也意味着，孔、曾、思、孟的道统传授谱系得到官方认可。 另一方面，朱熹又在殚精竭虑地考虑，这个道统谱系在重新继承了先圣绝学的宋代怎么体现?从乾道八年(1172年)起，朱熹即开始编撰<伊洛渊源录》，次年草成。在这本书中，朱熹首次将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四人作为宋代道学最重要的人物进行表述，也暗示着这四子是有宋道统正脉之所在，而二程又是这个谱系的核心。在朱熹之前，张九成的弟子曾于12世纪6O年代编撰过一本《诸懦鸣道集》，为裒辑北宋及南渡初年重要学者的代表性文章成帙。《诸儒鸣道集》安排人物的顺序显然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不同：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然后才是二程。在这部较早的道学选集中，不仅不为《伊洛渊源录》所承认的司马光的传道地位仅次于周敦颐，而张载的重要性也被列于二程之前。虽然《诸儒鸣道集》没有包括南宋初的重要学者胡宏，但从总体上看，它还是显示了朱熹以前的道学较为广阔的背景，并不像后来那样，仅将目光集中于二程。有学者认为，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重新界定道学的范围，隐然有回应及取代《诸儒鸣道集》的意思。 《伊洛渊源录》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确定宋代道统谱系的依据，也正是这部《伊洛渊源录》奠定了二程在宋代道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朱熹为了编著这部书煞费苦心。在明代以后，模仿《伊洛渊源录》而作的此类“道统谱系”层出不穷，可见该书对后世影响之大。但有趣的是，这部朱熹本人也很看重的著作，在他生前，除了因传抄而出现坊间“盗版”外，并未在朱熹本人认可下被正式付梓刊行。这是为什么?虽然朱熹给予周敦颐有宋道学第一人的地位遭到汪应辰的反对，但已有《诸儒鸣道集》的先例在前，强调周敦颐的重要性并非朱熹首创。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是阻碍《伊洛渊源录》刊行的关键。 二 问题讨论到这里，可以让吕祖谦进入角色了。《伊洛渊源录》是朱熹的作品，与吕祖谦何干?这可能正是我们破解上述难题的关键所在。 乾道九年(1173年)年底《伊洛渊源录》草成，朱熹即录了一份寄给吕祖谦，并嘱其为该书作序。从请吕氏作序这一行为本身来看，也能体现朱熹本人对这部著作的认真态度。吕祖谦一开始也欣然答应为这本著作写序。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吕祖谦却没有反应。于是，朱熹只得于次年三月再次修书敦促，其《答吕伯恭书>第三十一云：“《外书》、《渊源》二书颇有绪否?幸早留意。”然而，吕祖谦最终竟食言而未给《伊洛渊源录》作序。其中当然必有缘故。 吕祖谦在给朱熹的一封信中谈到《伊洛渊源录》时说：“<渊源录》其间鄙意有欲商榷者，谨以求教。大抵此书其出最不可早，与其速成而阔略，不若少待数年而粗完备也。”从这几句话来看，吕祖谦对《伊洛渊源录》大体的看法是认为它阔略，有欠完备，不同意朱熹马上将它公开刊行。而“此书其出最不可早”的谨慎态度，恰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吕祖谦对于该书可能起到的重大影响有一种预见性的敏感。 吕祖谦关于对《伊洛渊源录》的具体商榷文字，现已散佚，我们无从考稽，但在朱熹的文集中尚存有《答吕伯恭论渊源录》一文@。由内录朱熹对吕祖谦的商榷意见进行回答的十六条文字可知，吕祖谦至少对《伊洛渊源录》草本的这十六处提出过疑问。再由朱熹的回答反推，我们大概也能知道吕祖谦的基本意见。十六条文字中以考辨史实者居多，这符合吕祖谦一向以史学见长的特色。此外，十六条中也包括几条书法体例的讨论。另外有两条既非史实考辨，亦非体例讨论，而是集中于对书中提及的几位北宋学者与佛学关系的讨论。或许正是这两条文字能为我们解开《伊洛渊源录》不刊之谜。现对这两条文字进行具体分析。 《答吕伯恭论渊源录》第八条云： 横渠墓表出于吕汲公。汲公虽尊横渠，然不讲其学，而溺于释氏。故其言多依违，两间阴 为佛老之地，益非深知横渠者。惜乎当时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学者苦圣人之微而珍佛 老之易入”，如此则是儒学、异端皆可入道，但此难而彼易耳。又称横渠“不必以佛老合乎先王 之道”，如此则是本合由佛老，然后可以合道，但横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语，与横渠著书立言攘斥异学，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驰了。今若存之。非但无所发明，且使读者谓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则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状纪事已详，表文所记无出状外者，亦不必重出。 由朱熹的这段辩解来看，吕祖谦要求把吕大防为张载所作的墓表收入《渊源录》有关介绍张载的内容中，而朱熹认为这份墓表有溺佛倾向，不同意这样做。今本《伊洛渊源录》中的确未收录这份墓表，仅收录大防之弟吕大临为张载所作的《行状》，可作吕祖谦的意见的旁证。而吕大防所作的墓表亦卒以失传。 紧接下来一条的讨论涉及吕祖谦的先人。《答吕伯恭论渊源录》第九条云：“吕侍讲学佛者似不必载，如何?”0看来朱熹原来《伊洛渊源录》的草本上没有实录吕希哲学佛的事迹，而吕祖谦对此持异议，认为应该保留这些记载，因为吕希哲的确对佛学有过很浓厚的兴趣。在这点的讨论上，朱熹最后似乎作了妥协，因为在我们能看到的《伊洛渊源录》中，关于吕希哲的记载主要利用了吕本中的《家传略》及《吕氏童蒙训》等吕氏自家的著述，其中仍保存了关于吕希哲学佛的记载0。但在介绍吕希哲遗事的末条，朱熹还是抓住机会，利用吕本中《吕氏杂记》的一条记载对吕氏家学溺佛讥刺了一番。 崇宁元年，叔父舜从至洛中，请见先生，先生诏食。坐间问事甚众，先生一一酬答，临行又请 教，语甚详，既而微笑，日：“却只被公家学佛。” 按，文中提到的舜从即吕希哲次子吕切问。朱熹这招颇为厉害。吕祖谦要实录吕希哲学佛之事，朱熹答应了，末了却从吕家自己的文献中抠出一条程颐批评吕氏溺佛的记载来，以证明吕氏之学不纯——当然是按朱熹自己认定的标准而言。 吕祖谦要求保留吕大防为张载所作墓表及实录吕希哲学佛事迹的意见，当然有从材料搜集的全面性角度的考虑，即如上文已提及的给朱熹的书信所示，吕祖谦集中批评了这份《渊源录》草稿完备性上的缺陷。但在另一方面，这两段记载有个共同特点，即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在如何处理佛学地位问题上。朱熹不但要确立理学在学术上的独尊地位，而且要建立二程的绝对权威，自然要将佛学绝对排除出学统范围。 而昌祖谦的家学传统，则一向以兼收并蓄与不名一师为其特色，对于朱熹体现在《伊洛渊源录》中的确立如此道统谱系的思路未必给予认同。朱熹为了确立二程的地位，强调张载的学问源自他们兄弟，将吕希哲归于二程门人之列，也都未必是吕祖谦同意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