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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多元的情境下，文明也是多元的。多元而和生和处、和立和达，抑或冲突对抗、你死我活。这是人类在21世纪所必须做出的抉择。对此抉择应取何态度？依何原则？我觉得中华儒家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解决冲突和危机的方法的答案，以建构和谐、和平、幸福的世界。 儒家文明创始人孔子，诞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诸侯争霸，社会动乱，战争频繁。孔子追求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老小得养，和平幸福。孔子是人道的启迪者，他以人文的关怀而挺立于宇宙天地之间，他是影响中国礼乐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最大、最久、最深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思想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有形而上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形而下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维精华的结晶。 一 儒家文明，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之一，礼乐文明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任何民族都需要有民族精神，没有民族精神的民族，就会失去民族的自主性，失去民族独立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就要走向灭亡。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是儒家文明。儒家文明在其长期演变中，孕育着中华民族精神的成长和完善，担当着建构民族主体精神的重任，她以自身的生命智慧维护着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独立绵延和发展，这是世界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的精神生命所不能比拟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怎样明明德于天下，必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由此内圣工夫，而开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和平、幸福世界，这是儒家文明的精华，也是其价值目标。如何实现修齐治平？儒家认为，在国家的治理上要实行德治，即实行文明政治，而不实行暴力政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引导和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使百姓对非道德的行为有羞耻之心；若注重政令刑罚，只能使百姓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之心。政令法律固然重要，是治国安邦的极重要的手段，但不能使其成为有智德的文明人，因为他没有道德的自觉和遵守法律的自觉；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人们自觉遵守法律政令而不犯罪，并知礼义廉耻。法律与道德犹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的刑罚是对犯法行为结果的处理，道德的教化是对行为动机的制约，两者不可或缺。儒家主张德治，其首要是官德和政德，即为官以德，为政以德。孔子认为，君应有君德，官应有官德，当政者应以自己道德榜样力量教化百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政字就是端正的意思。当政者自己端正，谁敢不端正。“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当政者本身行为端正，治国就没有困难，反之，如何去端正别人，如何治理国家？当政者的行为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行为正当，以德道教人，不令而行，否则，纵是三令五申，也行不通。朱熹说：“德修于己而人自感化”，“如必自尽其孝，而后可以教民孝”。以自己的孝道，去教育、感化别人。所以儒家主张从国君到庶人，要以修身为本，自己身修，便可以影响家庭以至国家。福泽谕吉说：“道德是人的品质，它的作用首先影响一家。主人的品质正直，这一家人就自然趋向正直，父母温和，子女的性情也自然温和。”由己及家、及人、及国、而及天下，这是儒家的政治道德价值理想。如此，“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德治国，就会使百姓象众星环绕着北极星旋转那样，听从国家的政令，这是国家治平的根本，也是社会和平、幸福的根本。 治平要求在经济上从“小康”到“大同”。《礼记·礼运》篇对“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做了描绘。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尧、舜为“大同”社会，文、武为“小康”社会。确定和划分“小康”和“大同”的标准有二：从政治和社会关系来说，“大同”是“天下为公”，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选贤与能，是一个和平、幸福至善完美的社会；“小康”是以“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子其子，是讲信、义、仁、让，有礼、有秩序、治平和睦的社会；从经济生活关系来看，“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郑玄注：“大同”之同，“犹和也”。所以，大同世界即大和世界，即和平、幸福世界。这种和美经济生存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意蕴着道家的自爱、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之义，和爱是大同世界的底蕴。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是在“仁政”治理下的“小康”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教育生活状况，“小康”首先是温饱，然后是教育。把教育作为“小康”社会的指标，这是中国先贤的高明之处。“小康”和“大同”是社会治平的价值目标和基础。 治平在伦理道德上要求重视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他的忧患的是德、学、义、不善的不修、不讲、不徙、不改。每一个人作为社会的存在都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伦理道德素养，遵守孝悌、忠恕、诚信、恭敬、智勇的道德。孝悌不仅为为人之本，而且不会犯上作乱；忠恕是仁之本，以仁爱为基石；言而有信，诚实无欺，恭敬涵养，修德进业；智者利仁，勇不违仁。儒家文明注重自己的修养，把修己作为安人和安百姓的首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福泽谕吉认为，道德素质的培育除教化外，主要在于自己内心的努力。“道德是不能用有形的事物传授的，能否学得，在于学者内心的努力如何。”他举例说如孔子“克己复礼”四字，必须讲明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复礼就是恢复本性认识自己本分的意思，教师传道的方法就是仔细反复说明这个道理，以后就在于各人自己的修养。这就是所谓“以心传心，即所谓道德的教化。”通过修己，使每个人行为都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这是社会和平幸福的保证。 治平在教育上要求开放。儒家孔子主张“有教无类”，这是教育从公学向私学转变的体现。这种教育打破了等级制度和贵贱的限制，不分高低、贵贱、贫富，只要交少量的学费就可接受教育。使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培养了贤人72，学生3000，在当时是伟大的创举。这种开放式教育，在2500多年前也是一种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并为春秋战国的社会转型培养了人才，为中华学术薪火承传造就了智者。这种“无类”的受教育权利的平等，机会的均等，对提高人的知识/文化、道德素质有着积极作用和影响，是改造社会，移民易俗的动力，这是社会和平、幸福的支撑。 二 社会治平和谐需要上述根本、目标、基础、保证、支撑各层面的融突，还需要深层的思想灵魂的造就。儒家文明以“仁”是人的人性的本质特性，其核心内涵是爱人，“仁者，爱人”。虽当时儒家讲的爱人，本质上仍有亲疏差等之别，而受到墨家的批评，但儒家提倡“泛爱众，而亲仁”，仍有极高的价值。爱人意蕴着三方面的涵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所体现的这种爱的人道精神是无私的。博大的、为人的。《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孔子贵仁。”就是这种贵仁的精神。 儒家文明以仁为核心辐射到各个层面，并贯彻到各个领域，如社会典章制度、尊卑长幼之序、亲疏远近之别，这便是礼的层面。对于每个人来说，要“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所以视、听、言、动都要合乎礼，不合礼的就不去视、听、言、动。孔子竭力挽救礼崩乐坏，他每事问而问礼，认为“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不能立足于世。“丘闻之，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无礼，社会就会无序；无礼，伦理关系就会错位；无礼，亲疏关系就会不辨；无礼，天地神祗就无法礼敬。仁作为礼的内在精神，使礼具有爱人的人道主义的意蕴，使礼的各种关系能保持一种理解的、容忍的、关怀的、和谐的张力。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不仁的人是说不上礼和乐的，没有仁作为内涵的礼和乐，光有玉帛、钟鼓等礼的形式，是不能称作礼乐的，但礼是仁的外在的表现或形式，没有表现或形式，仁的内在精神也得不到体现，礼是维系社会和平、幸福的秩序。 仁在道德人格和文化素养的培养上，具有核心地位。儒家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志、问、思之中都体现了仁的精神境界。对于读书的士子，要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士应志向强毅任重道远，以实现仁行天下为自己的任务。仁要求君子应有道德、有修养：“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君子应以道义为原则，行为合乎礼节，说话要谦逊，完成任务讲诚信。仁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上）。没有为求生而损害仁，只有勇于牺牲来成全仁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体现了儒家为实现崇高的道德价值理想，而舍生的精神。仁要求做工者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同上）。要勤恳地做好工作，要选择贤人敬奉，与仁人交朋友。仁对于读书的士、君子、志士仁人、做工的不同的要求，是依于当时社会的实际，以及各种人的社会地位、名分、作用、影响等而做出的，这种不同的具体要求具有操作性，易于实行。从这个意义看，仁不是空疏，而是实在。这样仁的生命智慧和道德精神的源头活水便不断流淌出来。 仁从对社会不同人的要求，提升到对道、学、政的要求。儒家认为，道为仁道，为道为仁。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人生以求道为标的，人一生终身奉行的一句话，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恕道，即人道精神，“乐以忘忧”的乐感精神，“杀身成仁”的奉献精神，这是获得终极价值理想、精神家园的生命动力。道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形而上者谓之道”。朱熹则认为道就是理，理是所以然者，是一种“退藏于密”的隐然的存在。 学的终极追求亦是道。学既包括自我仁道的修养，亦包括对知识的学习，以及学与思、学与习、言与行的融合。《论语》开章便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学了要实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读书学习而不思考，就会受骗；只思考而不去读书学习，就会疑惑。读书学习与思考互补、结合，才会避免罔或殆；“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慎言是怕实行不到位，或“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以说多做小为耻，而求言行一致。儒家之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其主旨是“留意于仁义之际”。 政的价值理想是尧舜禅让的政治文明，就当时现实而言是有道之邦，这是孔子所向往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卫国大夫史鱼在临死时嘱咐其子不要“治丧正室”，即以“尸谏”，劝告卫灵公斥退弥子瑕，起用蘧伯玉。在孔子看来，蘧伯玉是一个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的人。他的这种态度是对于邦有道的期望，也表现了孔子对邦有道与无道的态度。孔子在评价宁武子时亦体现了这种价值判断：“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宁武子是卫国的大夫，他对邦有道与无道的聪明与装傻的态度，表现了他对政治文明与不文明的合作与不合作、赞成与不赞成的态度。士君子可以自由地选择其服务对象，对无道之邦可拒绝或变着法逃避为其服务。为有道之邦服务，利国利民，为无道之邦服务便是“助纣为逆”。有道之邦就是“为政以德”的仁政之邦，即和平、幸福之邦。（张立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