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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将儒家经学分为原典儒学、汉魏经学、宋明经学、清代经学四个阶段） 儒学创始于中国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479年）。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象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 儒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远溯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德治”传统。所谓“德治”，是指上古圣王尧、舜所树立的政治楷模，其遗风流韵一直传至禹、汤、文、武、周公。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古代圣王的“德治”为理想的政治。儒家所倡导的“德治”的意义是什么呢？从“德治”的方式说，强调领导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张领导者以个人伟大的人格魅力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在儒家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统治者一人的天下；要实行“德治”，就须以天下为公器，实行“以德居位”的贤人政治。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君宜公举”，对于传说的尧、舜“禅让”之事，儒家从“民意”的角度加以诠释，孟子说舜有天下是“天与之，民与之”，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则“天”只是虚悬一格，归根到底是“民与之”。就是说君因民而立，宜由民公举之。二是“臣可废君”，儒家盛称“汤武革命”，认为君主若“德不称位”，甚至残虐臣民，臣民有革命的权力。 孔子怀抱“圣王取天下”的政治理想。他的思想逻辑是这样的：王应该由圣人来做，哪位诸侯一旦在国中实行“王道”政治，便会得到天下人民的爱戴和拥护，得民心即所以得天下，这位诸侯也就会因此成为历史上的“圣王”。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寻找这样的诸侯，而辅佐之。他相信，期年而治，世而后可。但现实的问题是，没有哪位诸侯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各诸侯国非但不肯实行“以德服人”的“王道”路线，却完全背道而驰，推行一条“以力兼人”的“霸道”的路线。这也就是孔子及其后学所感到的一种历史的悲哀——“天下无王”。我们可以把孔子的思想称为原典儒学，即“内圣外王”的理想政治，他们的一切论说都围绕这样的思想核心。 如果对孔子的思想学说予以定位，我们可以说：它既不同于西周王官之学，也不同于后世专制主义。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即是周公当时设计的政治制度的局限性。这种政治制度以“亲亲”、“尊尊”为原则，将血缘关系推广于政治领域，可以说是“任人唯亲”的。当时的儒家不是像墨家那样对西周文明持批判的态度，而是对“亲亲”、“尊尊”原则采取分析的态度，在孔子看来，血缘亲情是人类自原始时代以来就有的，是符合人性的，因而是不应该加以批判的。但当时社会既然已由血缘政治转为地缘政治，那“亲亲”、“尊尊”原则便不应再局限于“西周”时的狭隘意义，而应该由“亲亲”而“仁民”，由“尊尊”而“尊贤”，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并以此重新建构社会新秩序。孔子反对诸侯依靠武力强权来建立新秩序，倡导诸侯实行“王道”，首先“求诸于己”，即诉诸自己的道德理性来建立社会新秩序。这是不同于政治革命的内心的革命。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以“仁”释“礼”,实现由“礼”到“仁”的价值转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的理想是普遍的人类之爱，这是人间正道，社会新秩序即当以此为基础。 “仁民”、“尊贤”的思想合逻辑地发展，必然会导出“大同”理想和“禅让”主张。孔子的“大同”理想见于《礼记·礼运篇》，孔子对子游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仁民”当然“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尊贤”当然要“选贤与能”。以“天下为公”为原则，“选贤举能”不只限于臣僚，而且包括君主在内，由此当然会进一步提出君主“禅让”的主张，《郭店楚墓竹简》中的《唐虞之道》开篇即说:“唐虞之道，（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我们可以认为,“禅让”思想是中国古代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主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