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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从宏观的、全人类的大历史看，人类传递并积累知识和技能的方式，大体上是前代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把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传给后代。学做木匠，去找鲁班；要学下棋，去找奕秋；学习兵法，去找鬼谷子。这是最原始的、也是直到今天仍然通行的主要做法。在这种模式里，上一代的能人，他们虽然带出了徒弟，但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师。奕秋仍然是棋手，鲁班仍然是木匠师傅，鬼谷子大约也另有饭辙。 后来，教师这个职业出现了，学校出现了。人类传递知识和技能的总体格局，出现了伟大的变革：新一代人应先进入被称作学校的地方去接受公共教育。在这里，以教师为职业的人，大批量造就适应全社会各种知识、技能人才锻造的毛坯。学生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情况，选择在某个层次的公共教育完成后离开公共教育学校，做为毛坯，再进入专业学校去接受一定时间的相应层次的专业教育，然后他才进入社会的求职市场。大学本科也属公共教育范畴，不属于专业教育范畴。大学本科也同样是培养人才毛坯的，为最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供应毛坯。拿着大学本科的文凭到人才市场去求职，他的文凭也许不如一个中专或大专的文凭好使，这是情理之中事。可见我们要分清楚公共教育和专业教育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本科；后者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大专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义务教育、高中和大学本科是三个公共教育阶段，这里有三个停车站，下车的都是“毛坯”，不同阶段的下车者可分别进入不同的专业教育学校，接受专业教育。大学本科毕业生，主要是为研究生预备毛坯的。如果你本不打算读研，高中毕业你读大专或高职就对了。 中国人只是口头上说说“教育是一门科学”，但在指导思想上并不把教育当成是有自身客观规律的科学。目前我国在教育上出现的问题，应使我们清醒，把大力发展本科，转变为缩小本科的规模而适当扩大大专高职教育。 学校公共教育由于在本质上只是培养毛坯的，这样的学生离开学校和教师以后，多数人必然不会严丝合缝地适应具体的工作岗位。于是千百年来对学校的批评好像从未停止过。韩非子有一篇文章《五蠹》，批评儒家“以文乱法”，主张“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也就是说，他反对教师和学校的出现。王安石有一篇洋洋洒洒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批评当时儒家陶冶的人才百无一用，他也是认为学生一离开老师就什么都行才行。今天的中国，类似的批评也出现了。由于目前中国的毕业生求职市场上供大于求，用人单位都很牛，动辄大放厥词，说现在的学生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每个用人单位都想让全中国的学校专门为它那个公司或部门培养专用人才。最丑陋的一幕是：招聘时往往要求刚毕业的本科应聘者有多少多少时间的实践经验。想想看：你不聘他，他哪里来的实践机会？这不是“第22条军规”吗？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在中国办厂的外国企业或合资企业的情况：它们大都有员工的培训基金，其费用打入它们的最终产品的成本。大约它们所在的国家有这样的立法。即：不仅公共教育不为任何一个具体的企业或部门培养特有的人才，就是经过了一定的专业教育的青少年也仍然是毛坯。只要受教育者没有接触他未来工作的具体岗位，他总是摆脱不掉毛坯的基本特点。每一个特定的企业或部门必须负担把“毛坯”进一步培养成自己单位所需之人才的费用。外国的书店，没有哪个是学习外国语的教参的海洋。那里的公共教育的外语课程，毫无例外地都滞后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盲目地追求满足社会的需要，以便节约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全世界的通行做法是：公共教育只为社会提供较为浅显的外语教育，而要求需要外语人才的用人企业、学校或研究机构，自己出资来提高某些雇用人员的外语能力，自己来打磨人才毛坯的外语能力。 在我们这里，国家和家庭都感到了教育投入的负担沉重，说明中国人还没有真正懂得学校教育是毛坯教育这个道理。若学校教育为社会提供的不是毛坯，总是把各个课程的设计尽量深入到快要接近某些专业的程度的地方，国家和家庭教育投入的极大浪费就是不可避免的。 公共教育的学校或专业教育的学校是怎样运作的呢？这里不是鬼谷子只带孙膑和庞涓等几个学生，而是由数量可观的教师大批量培养人才，于是教师施教的评价系统就是至关重要的了。离开这些评价系统，现代教育无法运作。毫不夸张地讲，考试是现代教育的心脏。维护考试的权威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不管来自那个方面的对考试权威的破坏，都会对教育全局造成颠覆。用哲学的术语来换个说法，那就是：公共教育异化成了应试教育。这是合理的异化。考试的指挥棒作用，是无可抗拒的。我们只能用好这根指挥棒，我们无法抛弃它。如何判断合格还是不合格?就看考试的结果。若不以考试结果论是否合格，教育领域肯定“闹鬼”。 用老话讲，各类学校的主要工作，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无论是知识的积累还是技能的提高，都要用考试来评价。不能用考试来评价的东西，学校无法真正负责。 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学校里开始了所谓的素质教育运动，提出了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的错误主张。从这个时候开始，新中国的教育便结束了她的最好的全面提高发展的时期，开始走下坡路。一直下滑到今天。 我的一个同窗曾任中学校长，现已作古了。当年在一次聚会时曾阴郁地对我说：“现在，光抓教学要犯错误了；你得每周抽出一定的时间来强迫学生搞课外活动----就是素质教育！”那个提出素质教育的始作俑者，叫杨叔子，是湖南的一个工科大学的校长，他那被广为宣传的事迹大约就是素质教育的最好注释：他所带的工科博士生，入学后要先学儒家经典，等儒家经典背诵到一定的程度了，这位杨老先生才给与专业上的指导。 素质教育，这是多么辉煌的词儿！太迷人了。难道教书育人不就是要使人“止于至善”？你简直无法拒绝它。但事实往往匪夷所思。正如鲁迅说过的，高尚的词儿太高了，有可能要掉在世界上最不干净的地方。 我们看看十多年来起导向作用的报刊是怎么引导的。一提素质教育，准是把学校的工作往歪处拉，准是把学生引导到课堂以外，引导到琴棋书画草木虫鱼神童古恋西皮二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如果哪个媒体报道说某学校“大抓素质教育，巩固课堂教学，学生成绩提高”，人们倒会认为是奇了怪了。为什么？因为素质教育是对立于应试教育提出的。由于学校的主要工作都是用考试来评价的，所以素质教育的提出，就把学校的主要工作推到了被批判的位置。素质教育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课外活动的代名词。 中国人怎么了？好像居然不如一百年前的阿Q了。阿Q的毛病不少，但他毕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未庄有人甚至当面夸奖他：“阿Q真能做！” 提出所谓素质教育的人，常以学校的毕业生不适应社会上一项项具体需要为口实，他们不懂得公共教育和职业专业教育的区别，不懂得学校培养的只是人才的毛坯，以为学生一离开学校就应严丝合缝地适应具体的工作岗位；于是他们把正常的不适应看成了问题，进而又把问题归结到考试上。他们不懂得公共教育不可能一直深入到每一个具体的职业。公共教育必须把若干职业的知识技能的交*点作为自己的停车站，让受教育者从这里下车后再走一段路到达各自的目的地。即使是专业教育，也并非一下子就能直达每一个具体的职业或专业，也需要岗位的再培训，以此来节约全社会的教育资源。 提出所谓素质教育的人，不了解学校只能对下一代成长负很小一部分责任，现代学校教育既不是对人类后代施教的全部，也不是大部。对于后代个人，学校的影响常常低于家庭，而家庭的影响又未必超过社会大环境。学校所负担的是知识和技能的培育，都是用应试的方法可以检验的。用素质教育来批判应试教育，但又给不出“应试教育”与正常应试的对与错的界限，就等于否定了学校和教师的全部工作。于是在每个学校每个教师的上方，有一把叫作“反对应试教育”的尚方宝剑，明晃晃地翻滚飞舞着，随时可以掉下来宰你。 主张所谓素质教育的人，把当前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的原因，硬归罪于应试上，使人觉得似乎一搞课外活动，学生的课业负担就轻了。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教学内容太深太难。决定各学科教育大纲的学科带头人，总是不甘心学生是人才的毛坯，一定要把学生一直送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他才放心。 不久前温家宝总理与几个大学的校长座谈，中心是讨论为什么中国的教育没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几位大学校长避免直接回答温总理的问题，而是一律眉飞色舞地顾左右而言它。整个谈话在网上披露后，网民纷纷质问这些校长们：你们怎么不正面回答总理的问题？网民们也太难为这些校长了。你让他们说什么呢？说学生们琴棋书画草木虫鱼神童古恋西皮二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还玩得孬？说儒家经典背诵得不够溜？ 当我们发现创新型人才匮乏的时候，正是应当反省所谓素质教育的时候。 作者：傅善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