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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孔子之如何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的地位，自民国以来，有一种流行的一般说法：是谓孔子原只不过先秦诸子之一，或先秦哲学家之一；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地位，乃由历代帝王，或其他在政治上，居上层地位的统治者，特别提倡而致。而或者更说：乃初由汉武帝之罢黜百家，独尊孔子，遂使二千年来之中国文化思想，皆不能跳出孔子之范围，而停滞不进。这种流行的一般说法，亦似有若干证据，加以支持。如历代帝王多赐孔子以封号，并建修孔庙，唐宋以后之政府，以孔子所传之经书考试；由考试出身者，即学而优则仕，以为政府官吏；以及孔子有政治上之君臣等级名分思想等，均似足以证明：原只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孔子，其所以有此崇高的地位，要在由孔子思想之适合政治上之统治，而为帝王所提倡。由此而今之中国便不应再尊崇孔子，以使历史倒退。此说乃由清末至民国初年而逐渐形成，到处流行。迄今仍有若干中国知识分子说：孔子不过先秦诸子之一，推倒了儒家的孔子，仍有其他先秦诸子，亦仍有中国之其他学术文化的存在。然而实则推原究本而论，此一般流行的说法，自始即全属似是而非。 孔子在民国以前，初亦并非只被视为先秦诸子之一或只一儒家，孔子亦尚不只是一今所谓狭义的哲学家；而是被视为先圣、先师。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初亦不由于帝王或政治上居高位者的提倡，却是主要赖于孔子之弟子后学，及后来各时代在不同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兴起的特出人物之尊崇。而这些人物之兴起，则经常是当其个人居贫贱之位，在困厄忧患之中，或整个民族生命，文化生命，遭遇艰难挫折，人心危疑震撼之时。由对孔子之教，有种种不同之体悟，而自动兴起；求对孔子之学与教，上有所承，下有所开；而后二千五百多年来，中国人对孔子之尊崇，乃历久而常新，相续而不已。孔子与中国之历史文化，亦以万缕千丝，密密绵绵，以相连接，如血肉之不可分，以形成一整个之中华民族之文化生命。至于历代帝王之尊崇孔子之种种政治上的措施，只是顷历代之人心之所向，而不得不然；至多只是形成孔子之崇高地位之后来的助缘。故说孔子之地位，乃由政治上之统治者之尊崇而致，乃倒果为因，一无是处。本文即将就上文所已标出之结论，简单加以说明，以辟除扫荡此一般流行的观念，然后孔子之学，可得而讲。 二、先秦诸子之渊源于孔子、孔子弟子，及诸子对孔子之推崇与孔子在中国学术文化之原始地位 我现在先说，自清末民国以来，一些人之于孔子，只视为先秦诸子之一，或一儒家，或一今所谓哲学家，即尚不是真正适切的，以前人与今之有识者对孔子原不如此看，将来人亦可不如此看。照班固承刘向《七略》而著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说，九流中之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孔子却并不列在儒家之中。儒家中有孟子、荀子等，而无孔子。又班固于论述九流中之任一流时，都说其学合于孔子所言或所传之六艺之教之一端。如说名家合于孔子言正名之旨：法家合于易之“明罚饬法”之义；阴阳家合于书经中羲和之“敬授民时”之义；纵横家合于孔子贵“使者”之义，农家合于孔子“所重民食”之义；小说家合于孔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之义；道家合于“易之赚慊”之义。但班固并不说孔子为九流之一。班固乃以孔子之学，上承六艺，下统九流，此说几为由班固至清末之学者所公认。宋明儒者更进而称孔子为至圣先师。直至清之章实斋虽以先圣称周公，仍以先师称孔子。只在清末至民国之一些学者，以西方希腊之文化之情形，比例中国先秦文化之情形，才以孔子只是诸子之一，如苏格拉底为当时之哲人之一。于是有以孔子与老子并立，为先秦南北两学派者；有以孔子与墨子并立，为儒、墨两学派者；更有以儒、墨、道三派之思想，以至儒、墨、道、法四派之思想，皆是并世而生者。但是墨子后孔子而生八十年，著《老子》书之老子，近人考其年更后。《晏子》、《管子》书，乃托于晏婴、管仲，非管、晏自著，亦已经论定。我们亦不能再说晏婴是墨家、管仲是法家。则自历史年代看，墨子，及著《老子》，《管子》、《晏子》书者，即皆后于孔子，不能与孔子并称。我之《中国哲学原论》，本以论中国哲学义理为主，而不在论哲学的历史起源。但我纯从哲学义理上考察的结果，却逼使我不能不再重归到此传统之孔子地位之说：初只有孔子之上承周公之礼乐之教，而由孔子之学，乃有后来之诸子之学之次第兴起。在孔子时，亦无所谓南北二学派思想之对扬，或儒墨两派思想之对扬。但孔子之思想，除其知天命一面外，乃有“行义以达其道”以治人、安人；及“隐居以求其志”以修己之两面。依孟子说，古代之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必求达其道于天下，为圣之任，即重在治人。但伯夷之重自洁其身，高尚其志，为圣之清，便重在修己。孔子则兼而有之，当进则进，进以礼；当退则退，退以义，为圣之时。看墨家之倡贵义以合天志，本义道以利天下，摩顶放踵，亟亟于救世，正近伊尹之圣之任，亦正是顺孔子之思想之“行义达道”之一面而发展所成。道家避世，以自洁其身，高尚其志，更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则正是顷孔子思想之“隐居求志”而发展所成，而近于伯夷之圣之清。至于由孔子，而墨学，而道家之思想之义理的线索，及如何传承之历史线索，自不简单。此我在《原道篇》一书卷一，已有大体之说明。今不复赘。至于法家，则更为后起。其源亦有可溯至道、墨、儒思想之一方面者。然其根本精神，则要在纯以法、术、权势，成就一极权专制的政治。至于此外之先秦诸家，亦莫不后于孔子，亦皆有可考其渊源于儒、道、墨、法之四家之处。要之，中国先秦之学术思想，皆可说以孔子为先驱，而次第开出。故如以孔子为诸子之一，亦当谓孔子为诸子之祖。但诸子之祖，亦可不视为诸子之一。此盖即以前人不以孔子为诸子之一，而只以之为儒家之宗师，为先师、为先圣、为圣哲之理由所在。 我在上文之所以要重提出传统之对孔子的看法，并不以孔子为诸子之一，亦即所以矫正一般之以孔子只是一儒家的哲学家的看法。如孔子只是一儒家，则孔子之地位与他家应平列，如孔子非圣哲、只是今一般所谓哲学家，则哲学家之地位与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之地位亦平列。平列的地位，即是相对，而非绝对。而孔子之上承以前之六艺、夏商周之文化，为保卫文化之传统，而尊王攘夷，以及其开创后来之诸子之学的历史地位，则是一独特、而唯一无二的；因而亦可说是绝对的。孔子自然是儒家的宗师，但孔子未自标为儒家。孟子以孔子为集先圣之大成，亦未明说孔子为儒家。苟子乃以周公、孔子为大儒。但在苟子心目中之大儒，乃“知通圣王之道”之“全”者。此儒功；非只是九流之一、诸子之一的儒。我所以要辨明此点，是为了说明孔子之所以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崇高的地位，初并非只因其开创一派哲学而致，并非只因后世之儒家的哲学家加以推尊而致。孔子之所以有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乃由于孔子之弟子，及其学术上后辈，—一如后来之道、墨、法家之徒，以及后来之一切学术文化上的特出人物，所共同尊崇而后致。我们必须有此认识，然后知孔子与整个中国之学术文化不可分。并知孔子地位之形成，非只孔子个人之功，而同时是后代一切尊崇孔子的人之功。孔子的伟大，亦非只孔子个人的伟大，而是整个之中国学术文化生命的伟大。反过来说，则侮辱孔子，亦侮辱一切历代之尊崇孔子的人，同时侮辱整个之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生命，而对孔子的反叛，即对整个中华民族之学术文化生命的反叛。 关于孔子之思想学术与人格之伟大在何处，及相继而生之诸子与其后之思想学术之各有千秋者在何处，及如何有诸子学派之对立等，本文不拟讨论。我今此文，只指出一些孔子如何被后世人尊崇之事实，以见孔子之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之所以形成，更绝非因他之哲学思想，适为历代帝王之所善，而加以提倡之故。 孔子在生前当然有人加以毁谤，如《论语》所说之叔孙武叔即谤孔子。但《论语》亦记太宰问子贡“夫子圣者与?”亦有人以“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称孔子。然孔子之道，并未大行于当时。孔子中年后，流亡异国，《史记·孔子世家》说其“垂老温温无所试”，乃归鲁。其殁时，只鲁哀公有“天不恕一老”之言，加以吊唁而已。孔子之铎音，实际上在当时只使其少数弟子，有其心灵之醒觉。《史记》说孔子之学生有三千人，只推想其辞。后人所能考得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实际上经常与孔子同游弟子不过十余人。但孔子死后，据《孟子·滕文公章》所载，其弟子皆庐墓三年，比于亲丧。三年期满，“门人治任将归，人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此孟子所说孔子死后弟子庐墓之事，即证孟子所谓“七十子之服孔子”乃“心悦而诚服”，绝非虚言。《史记·孔子世家》据《孟子》载，子贡为孔子庐墓三年之后，更说“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射、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对此一段文，我们应当郑重地加正视。由此一段文，我们即可知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乃先由孔子弟子及民间的人衷心崇敬其人格，而自然建立，而与当时之政治上之时君世主，毫无关系。 《史记·儒林列传》又载“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此孔子之弟子散在天下，而其弟子之弟子，为王者师，正表示孔子之教泽流行，以影响及于当时之学术文化与社会政治，乃次第由微而著，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中之田子方为道家之徒，禽滑厘为墨家之徒，吴起乃兵家法家之流，此亦（作者：唐君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