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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荀子思虑的焦点不在于“欲”，而在于“心”：“故欲过之而动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心之所欲。”（《荀子·正名》）欲之多寡并无大碍，关键在于心之中理与否。 由“心” 树立人之主体性，这就意味着此心时时警惺，由此逆“情”而化。但节制、安顿性之欲，只是消极性地克恶积善，如若积极地逆“情”而化，还需知“道”，知“道”后在“道”的指示下才能主动地逆“情”而化。“道”是先秦诸子思想之核心，理想之征象，以“道”构宇宙之秩，安社会之序，规人之性，荀子也莫例外。“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荀子·正名》）于一般民众，虽不可与之共谋国是，但却要以“道”统之，导之。所以逆“情”而化以趋善的问题就转化为知“道”问题。而在荀子知性化的思想体系中，“道”是判是非，别善恶的标准，“兼陈万物而中县衡……何谓衡？曰：道。”（《荀子·解蔽》）故只有知“道”才能判是非，别善恶，从而主动地逆“情”而化，优入圣域。《荀子·正名》这样阐述“心”与“道”的关系：“心也者，道之工宰也。”这就是说，“心”主宰着“道”，因此，知“道”必由“心”，只有“心”才能知“道”。《荀子·解蔽》更是明晰地这样表达：“人何以知道，曰心。”“心”知“道”乃每人所本具之能力：“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荀子·性恶篇》）仁义法正是可知可能之理，而每人又具“知仁义法正之质”，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故每人当能知“道”，优入圣域。但“心”知“道”不是无待的，其前提是“虚壹而静”。“心”本应知“道”，而在通常的状态下，“心”不能知“道”，其因在于“蔽”。“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只有解蔽，处于“大清明”的境地，“心”才能知“道”。知“道”不是目的本身，知“道”的意义在于可“道”——认可、认同于“道”。“夫人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荀子·解蔽》）知“道”才能可“道”，可“道”后，众生则自觉守约于“道”，而不会趋于邪道。也许此句对知“道”、可“道”功能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荀子·解蔽》）在人心本然的状态下，众生皆愿固守自己所赞同的事情，而不愿意固守自己所不赞同的事情。于此，众生就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避恶趋善，优入圣域。 殊途同归，荀子与孟子一般，也欲趋善避恶，但趋善避恶的路径迥然有别。孟子诉诸善端、内省，走“求放心”的路子。而荀子走知性的道路，强调操存此“心”，自我砥砺，自我积习，由此改造人的本性，变化人的气质，从而逆“情”而化，趋于圣域。 （作者：马寄） 注释： ① 韦政通先生已留意从本能过渡到纵欲,影响这一过程不再是性，但其未能注目于情，于是主观地猜测为反理的文明。(见中国思想史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220)荀子倡“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未见其将“伪”、“礼”再加以区分为合理、未合理。石洪波先生已留心于“情”及“情”与“性恶”之关系，惜其未能准确地把握“情”之内涵，故荀子“性恶”之真谛还是揭而未示，彰而未显。(见管子学刊，2006，2石洪波：论荀子的性情论) ②“化性起伪”对治“性恶论”，逆“情”而化对治“情恶论”，此不可不别。笔者另文会阐述。 参考文献： [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2]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上（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