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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氏引《繁露·楚庄王》篇云：“《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皮氏论断云，“此张三世之义。”按以上引文乃董生对于隐公元年《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解说，皮氏所引以下还有：“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这是说孔子在作《春秋》时，因自己对于不同的三世有感情深浅的不同，所以在书法上也有所不同。何休对于此段《传》文以及桓公二年同样《传》文也有类似于董文的解说。同据《传》文本义作解说，其说法相似是很的，无所谓何源于董。更重要的是，董的解说在此与一统说毫无关系，而何另有说，为董说所未有，请待以下再作详论。皮氏又引《繁露·王道》篇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言自近者始也。”并论断云，“此异内外之义。”按董生此处所说实为成公十五年《传》文之节引。此年《传》云：“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何休注云：据大一统。）言自近者始也。”董生引其文重在自近始，而未直接言及一统；而何休于此处之注则重在“大一统”，与董有别。 又皮氏引《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云：“《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新周，故宋。……”并论断说，“此存三统之义。”接“存三统”之说在《公羊传》中并无直接的根据，故与“张三世”、“异内外”不同。宣公十六年《春秋》记：“夏，成周宣谢灾。”《传》云：“外灾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董、何皆由此而引申出“王鲁、新周、故宋”的“存三统”说，实为增字解经，根据不足。在这一点上，何休显然是受了董生的影响的。不过，董生是由其“三统”说而发挥出一大套如上所述的一统理论的，而何休的一统理论主要并非来自董生的“三统”说，却是发挥自董生所未充分论述的“张三世”与“异内外”以及二者的内在关系上。 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何休的有关论述。在隐公元年《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之下，何休注包括了两个部分。其前一部分，与董生之说基本相同，上文也说到了；其后一部分则为何休的独到之见，其文云：“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详。”这样，他就把“张三世”的三阶段和“异内外”的三阶段重合起来了。由于这一重合，何休的大一统说有了新的巨大。不过，在阐述他的大一统说以前，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它在事实上及在理论上是否有所根据。 人们通常都把《春秋》看作史书，《公羊传》解《春秋》自然也应在史书之列。可是，如果单从学角度来看，那么何休对“张三世”、“异内外”的重合的确“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序》中语）。何休把“所传闻世”看作衰乱世，把“所闻世”看作“升平世”，把“所见世”看作“太平世”，这就和春秋时期的历史情况不能相符。春秋时期的不少国家中都曾有过政权下逮的现象。由西周而东周，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而下逮为自诸侯出，随后在若干国家中又下逮为自大夫出，在鲁还出现过陪臣执国命的趋势。孔子曾为此而发浩叹。与政权下逮相应的是各种矛盾的激化与战争的频繁。所以，到底是由衰乱而升平而太平呢？还是相反地越来越乱呢？到底是由西周而来的“封建”的一统日益瓦解呢？还是相反，由分裂逐步走向大一统呢？如果直接地观察历史，人们是会认为何休说于此的确是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当然，何休本人也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认为，他注《公羊传》并非为了叙史，而是为了解《传》并由解《传》以明经。在公羊家看来，《春秋》并不是史，而是经，是孔子借史以发挥其微言大义的经典之作。所以，《传》解《春秋》，有“名不与而实与”之类的名实背离之例；何休循着这一逻辑，就推导出了“《春秋》定、哀之间文致太平”的说法。（见定公六年“讥二名”注）这就真成了刘逢禄所说那样：“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见《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张三世例》释）所以，在史学中实在非常异义可怪者，在经学中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历史上的公羊学家们从来也都是以分别经史来为自己的说法辩护的。 我们不是公羊学家，没有必要为公羊学辩护。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何休的思想当作发高热中的胡言乱语，简单地一嗤了之。我们需要的是，首先理清他的思路，然后再循其思路以析论其一统说的得失。（作者：刘家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