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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辨 墨子所谓“兼爱”，其重心并不落在自身，它必得从“交相利”之“利”那里获得最后的证可。诚然，这“利”是“天下之大利”。因“兼爱”而“非攻”，“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此天下之害与?天下之利与?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墨子·兼爱下》）。因“兼爱”而鳏老有所终，孤童有所长，其价值仍被归结于“利”：“今唯毋以兼为正，即若其利也。”（同上）墨家尚主张“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右鬼”、“法天”，所有这些都各自体现某种价值，但此类价值却又无一不辐辏于“利”而以“天下之大利”为轴心。墨家甚至也袭用了“仁”、“义”、“忠”、“孝”诸儒家用语，不过“仁”、“义”、“忠”、“孝”等几乎都被赋予了“利”的内涵。“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见《孟子·尽心上》）固然是墨者躬身践履的“义”举，而“仁人之事者”也被确定为“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墨子·经上》谓：“仁，体爱也”，“义，利也”，“忠，以为利而强低也”，“孝，利亲也”。这“仁”、“义”、“忠”、“孝”显然皆非自有其根，它们最终仍须以“利”的价值衡定自身的价值。墨学或可视为“利”一元论之学，“兴天下之利”是墨学的生机所在，也是墨学自囿其中的执著所在。 与墨家“义”、“利”一体之说大相径庭，儒家严于“义”、“利”之辨。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样的话，孟子也曾告诫一心想着“何以利吾国”的梁惠王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如果说孔子所贬斥的与“义”相对的“利”主要还是个人之“利”的话，那末，在孟子那里，相形于“仁义”的“利”已经涉及“国”之“利”了。但“国”之利毕竟还不是“天下之大利”，倘以墨子所经心的“天下之大利”质诸孔孟，孔孟未必就会一力排拒的，不过，无论如何，对于儒家说来，“义”决不至于归结于“利”（“天下之利”），“利”的价值也决不会高于“义”的价值。同是驳诘告子学派所谓的“仁内义外”，儒墨两家却是如此地不同：孟子谓“彼长而我长之”之“义”非在于“彼长”而在于我“长之者”，“长之者”出于我长之之心，所以“义”发于心内而非由外铄。（见《孟子·告子上》）墨家则谓：“仁，爱也；义，利也；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爱利不相为内外，所爱利亦不相为外内。”（《墨子·经说下》）前者辨仁义内在只就仁义皆内发于人之心性而论，决不以“利”——哪怕是“天下之大利”——参与其中；后者辨仁义不分内外却以“爱利”与“所爱利”皆不相为内外而论，“利”于是与“义”联为一体，也因此与“仁”联为一体。 应该说，孔子以儒立教从未一概摈斥“利”，他对“利”欲的警惕只是因着它有可能在与“义”相抵触时背离“义”。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与之相应，他甚至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可见孔子并未存心要把“富与贵”（“利”）与道义（“义”）对置起来，他所期许的是道义与富贵的相携。然而，“义”与“利”两种价值在他的价值取舍中从来就不是平分秋色的。“义”在儒家教化中始终有着绝对的价值，而“利”的价值只是在“以其道得之”——亦即不背离“义”——的限度内才被相对地认可。《论语·子路》记有孔子游卫国与冉有的如下一段对话：“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对话表明孔子是主张“富”民而与民以“利”的，但从“富之”之后而又“教之”的说法却也看得出孔子更推重那比“富”（一种“利”）有着更高价值的道义（“义”）的教化。 孔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宋儒程颐以为这是因为“计利则害义”（见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卷五》）。其实“罕言”只是一种审慎，并不意味着对“利”的鄙弃。孔子既不能像墨子那样作“义”、“利”一揆的归结，也不能像宋儒那样对“义”、“利”二者作霄壤之判，这是他“罕言利”的隐衷所在。孟子是心契孔子的，在孔子去世百余年后他遥承学脉于一线，对其“罕言”的“利”与“义”的关系作了“十字打开”式的辨说。同孔子一样，他对以“利”为先的价值取向可能带来的人心贪昧的后果有着敏锐的警觉。在他看来，“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孟子·梁惠王上》）就他对“后义而先利”的否弃看，他的价值选择当不在于因“义”而绝“利”而更可能是先义而后利。“义”与“利”何者优先，这可能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后义而先利”固然为孔孟所不道，而弃绝“利”以成全“义”却足以使“义”的价值寡头化。孟子并未执泥于二者间的取此去彼，他只是主张“先立乎其大”。由此，他对所谓义利之辨作了对于此后的儒者说来最富经典意趣的表述。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是“利”之所由，因此，“生”亦可说是人的最根本、最切要的“利”；以鱼与熊掌的可以兼“欲”比喻“生”与“义”的可以兼“欲”，宣说了孟子对与“生”相系的“利”的认可。但这认可永远是第二性的，当“二者不可得兼”时，两难中的唯一抉择只能是“舍生取义”。这是孟子为儒家教化在价值取向上确立的最高断制，它或者正可以看作是对孔子“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之说的最切近的阐释。 儒家重“义”，这使儒学最终成就为一种“成德之教”。它并不弃绝“利”，更不会漠视“天下之公利”，这至少在孔孟等先秦大儒这里是如此。不过，“利”虽然被视为不同于“义”这一德性价值的另一种价值，却并不被儒家着意悬为鹄的而主动求取。比起儒家来，墨家的价值定位是另一种情形。墨学也讲求“兼爱”、“贵义”，这与儒家倡行的“仁”、“义”十分相似，但“爱”、“义”毕竟对于墨者说来并不真正构成一种独立价值，它们的最后依据皆在于“交相利”或“兴天下之利”。墨者个人往往能够为着认定的目标“赴火蹈刀，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然而这对一己利害的置之度外却终是笼罩于“兴天下之利”的价值取向之下的。“天下之利”依然属于“利”的范畴，它须有人的“义”行去维护，而被“利”降为某种手段的“义”却也因此不再能显现它的独立的价值向度。这里存在着儒墨两家价值取向在个人践履中的交错，不过，总的说来，儒学把“义”、“利”判分为两种向度不同的价值有着更富启示性的人文教化的意义。倘更多地在德性的意味上理解“义”，“义”的价值的致取当主要在人生的内向度或非对待性向度上，而“利”，无论是对个人而言的“利”，还是所谓“天下之大利”，其实现总是在人生的对待性向度上。人生内向度或非对待性向度上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的提升与外间境遇或条件没有实质性的关联，而人生外向度或对待性向度上的利益、幸福价值的获得却不能不赖于外部境遇条件的成全。就此把问题引申开来，儒墨间的“利”之辨必至于深入到二者间的“命”之辨。 (责任编辑：admin) |